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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哲保身,是许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。面对一波又一波中国同胞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,不少中国人抱以犬儒主义的姿态:视而不见,闻而不听,触而不 觉。甚至满不在乎地表示:“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”。这种态度,尤其普遍地存在于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,如商人、公务员、白领阶层、以及被高薪收买的 知识份子。
然而,人类共处的世界,彼此联系而密切相关,只要他人过不好,你就可能过不好。比如,你生活在中国,受害于污染的空气和肮脏的环境,那是中共长 期忽视环境保护、甚至人为破坏生态的后果;又比如,你行走在中国大地,时而遭遇粗鲁甚至威胁性的对待,那是中共以人治耽误法治、人为践踏道德良知的 后果;再比如,你原本过着平静的日子,与世无争,突如其来的,你的房子或土地被征收,没有商量,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,就在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的恐怖中,失 去了美好家园。那是因为,你的权利早已被剥夺,你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……
有人不甘宰割,奋起捍卫天赋人权,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。环保人士被抓,维权人士被捕,上访人士被殴打……其实,他们争取的,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,也是我们的权力,也是你们的权利。他们、我们、你们,本无区别,你却视而不见,闻而不听,触而不觉。
德国牧师马丁.涅穆勒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,后来又成为纳粹的迫害对象。他有一段经典的忏悔,足以供我们深思和借鉴:“一开始,他们(纳粹)追杀 犹太人,但我不是一个犹太人,因此我没有反对;然后,他们追杀天主教徒,但我不是天主教徒,因此我仍然没有反对;再后来,他们追杀工会分子,但我不是工会 成员,因此我 还是没有反对;最后,他们冲我而来……但已经没有留下多少人来反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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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践踏人权,残害同胞,每每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。对此,中共一律斥之为“干涉内政”。中共疾言厉色,似乎“理直气壮”。
比方说,两户人家,互为邻里。其中一户人家闹内讧,设若仅仅是拌嘴吵架,隔壁人家自不必干涉,顶多劝谕两句;但设若这户人家中,丈夫持凶器威胁 或伤害妻子, 隔壁人家理当挺身而出,予以谴责、制止、乃至于将逞凶者送交法办。因为,事态发展至此,已经不是一个家庭问题,而是人的问题。不是家庭“内政”,而是社会 公理。
同理,当一个国家发生内部纷争,如果仅仅是口舌笔墨之争,其他国家自不必多事;但如果该国内部,自相残杀,尤其政府迫害异己,残杀无 辜,其他国家理当拍案而起,予以谴责、制止、乃至于将暴徒暴君送交国际法庭。因为,人类共处于一个蓝色星球,人性相通,如姐妹兄弟,岂能因国界相隔而纵容 暴力与犯罪?
曾经因为干涉不力,国际社会坐视红色高棉(柬共)屠杀民众170万,卢旺达种族屠杀50万,苏丹政府屠杀民众30万。如今,这类大屠杀的主谋及其追随者,都正在或即将受到正义的审判。基于这类惨痛教训,国际干涉的决心和力度日益增强。
中共所说的中国“内政”,不仅国际社会不得干涉,就连中国人民自己,也不得干涉。中国民众中,有议论者或干涉者,轻则受到警告,重则投入监狱, 甚至被杀人灭 口。所谓中国“内政”,实为中共“家政”。是中共的暴政,而非中国人民的“内政”。正因如此,中共视仗义执言的国际友人、国际社会、和文明国家为大敌。每 遇批评和谴责,就暴跳如雷,恶言咒骂。
中共自称“不干涉他国内政”,实际也处处干涉他国内政。区别只是,中共的干涉,都是负面的和反动的, 每每为恶势力撑腰,符合其独裁本性。发生在柬埔寨和苏丹的大屠杀,都因中共在背后怂恿或张目,屠杀中的武器,也大都来自中共。这是负面干涉的典型。中共对 此,更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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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践踏人权,却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。并美其名曰“事关主权,决不让步。”以主权为幌子,在国际上行骗,已经难以为继,但在国内,该骗 术还有一定市场。中共的算盘正在于此:高唱主权,贬低人权;以主权模糊人权,以主权代替人权;混淆视听,继续愚弄国人。
其实,国际社会批评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,仅仅是就事论事,与主权问题毫无关系。绝非因为中国人权有问题,就要损害中国的主权。是中共故意东拉西扯,顾左右而言他, 鱼目混珠,模糊焦点。
诚然,人权与主权,并非在任何时候,都毫不相关。当国家遭受异族入侵和蹂躏时,该国主权与人权可能俱失(如二战时,中国沦陷于日军入侵)。除了这种极端情形,主权 与人权可能一致(如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),也可能背离(如主权独立的专制国家)。当今中国,属于后者。
有人困惑:究竟是主权高于人权,还是人权高于主权?答案并不复杂。任何国家,都首先是由人民组成的,没有人民,如何成其为国家?换言之,主权在民。推理下去,如果 人民没有权利,主权又在哪里?
至于当今中国所谓主权,不过是中共把玩于手的招牌罢了,深受奴役而无力左右国家朝政与命运的中国人民,与此又有何干?显见,没有人权,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权。正 所谓:奴隶没有祖国。循此逻辑,不言而喻:人权高于主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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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, 中美当政者都强调“中美关系的重要性”,但现实中的中美关系,却波折起伏,冲突频仍,每每处于紧张与对峙状态。就连中共首脑每次访美,都会围绕访问规格 ,产生争执,而闹得不欢。
对中国,美国既未威胁,也不曾侵略。相反,在抗日战争时期,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。美国不仅为中国提供大量财力物力,还派出空军,直接参与中国抗战。
而美国在太平洋击垮日本,更最终导致日军退出中国。中共建政之后,却忘恩负义,“一边倒”地投向苏联怀抱,粗暴驱逐美国驻华使节。金日成一手挑起朝鲜战争后, 中共又悍然派出军队,不惜与美军直接交手。从此,中美为敌,长达近三十年。之后,双方关系虽有改善,却没有消除根本的对立。
中共仇视美国,唯一的出发点,是敌对的意识形态。美国,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;中共,则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。中共强求美国容忍其独裁,谎称为世界“多样 性”的一部分,但中共却绝不容忍我本国民众的多样性。
与此同时,中共与专制政权为盟,与流氓国家为伍,向后者提供资金、输送武器,直接威胁了世界和平,进而也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。中共对内迫害、对外威胁 ,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警惕和防范。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,不得不对中共展开长期围堵,并望其改弦易辙。
中共不思悔改,反而变本加厉,公然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。说到底,中共独裁,才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。可以断言,只要中共依然在位,并固守极权,中美关系就不可 能得到根本改善,而只会风波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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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压迫国民,遭到美国批评。为了摆脱尴尬和困境,中共故意将美国为中国民众打抱不平的言行,扭曲为“干涉中国内政”,甚至抹黑为“美国害怕‘中国崛起’”。 让一些人误以为,中美之间的对立,仅仅是“国家利益”之争。
中共偷梁换柱的宣传手法,其实并不新鲜。早在二战前,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分子,就曾经高唱同一种调子。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宣传说:美国不愿看见日本在 西太平洋崛起,因而围堵日本。德国纳粹统治者则说:美英等国惧怕德国强大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事实上,当时,美英等文明国家惧怕的,与其说是德日两国的崛起和强大,不如说是它们赤裸裸的专制和侵略本性。果然,德日两国先后在欧洲和亚洲挑起世界大战,早 有防备的美英等国,奋起还击,击败德日帝国,并推翻其政权,迫使其转入民主体制。德日两国,经民主转型后,和平崛起,分别成长为世界第三和第二号经济强国,在这一过程 中,美国非但没有“害怕”,还热心扶持、慷慨援助,成为德日两国和平崛起过程中,不可或缺的外因。
德日两国本身没有想到的是,它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“强国梦”,并未经由战争手段而实现,反而经由民主改造而达成。德日两国的教训和经验证明:以专制或战争,与 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对立,只能是死路一条;以民主与和平,与文明世界和谐相处,才是崛起之道。冷战中,专制的苏联与民主的美国对垒,也以失败告终,应是同样的道理。
而今,中共处处与美国作对,不过是重复德国、日本、苏联的老路,注定重蹈其覆辙。因为,中共之心,路人皆知,不过是为了一党之私,固守其既得利益。历史反覆证 明,谁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,谁就注定为世界潮流所淹没所扬弃。撇开中共不提,一旦中国有机会转型为民主国度,中美两国势必成为最紧密的盟邦,最强的技术与最多的人口, 将实现最大程度的互补。那时,中国的崛起和强大,必更快,更稳,更经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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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交往中,双方当权者都强调各自的“国家利益”。在部份中国人看来,中方强调“国家利益”,似乎理所当然;而美方强调“国家利益”,则证明美国关注他国民主 与人权,纯属“虚伪”,而有其“目的”。
美国领导人毫不讳言“美国的利益”,那是因为,美国是一 个民主国家,领导人做任何事,都要基于民意,也要争取民意。通常,一般民众无需具备崇高的境界和觉悟, 更不能苛求他们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。历届美国领导人 争取民意的基本招数,就是强调美国的“国家利益”,甚至突出与大众切身的“经济利益”,因而言必称“美国的利益” 。
中国不是民主国家,领导人并非民 选,他们口中的“国家利益”,往往不是中国民众的利益,而是当权者自身的利益。他们经常把“国家”与“政府”概念混为一谈,就 证明了这一点。比如,他们说 “国家机关”,就是“政府机关”;“国家干部”,就是“政府干部”;“国家安排”,就是“政府安排”;等等。
事实上,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, 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越是一致;文明程度越低的国家,其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驰。所以,所谓“美国的国家利益”,并不可 怕,不仅体现美国民众的利 益,与人类的方向也大抵一致;而所谓“中国的国家利益”,现阶段,就是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,不仅与人类的方向相左,甚至也与中国民众的利 益相背离。中共 出于一党之私,拒绝政治体制改革,听任权钱交易,腐败横行,不惜严重损害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,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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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物质水平而言,中国与文明世界,尤其西方国家,差距依然巨大。拥有最多人口的中国,经济总产值仅排名世界第四至第七位,而人均产值仍然挂尾于世界近百位处。 以经济、技术、管理、效益等综合指标而论,中国落后西方国家,至少五十年。
精神领域的差距更形显著。且不说政治独裁、文化专制、宗教压抑,使中国依然沦陷于中世纪般的黑暗。仅就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而言,中国的落后都十分明显,主要是领 导人观念的落后。
2004 年底,南亚发生海啸,28万人丧生。几天后即为新年,各国纷纷宣布元旦日为哀悼日,中共当局却在中南海举行盛大晚会,“张灯结彩,笑语欢声,鼓乐阵阵,丝 管悠扬。”中共领导人的兴高采烈,与全世界的巨大悲痛形成鲜明对照。这让外界从一个侧面了解到,中国政治发展何以严重滞后。
从唐山大地震,数十万民众丧生,到新世纪之交,天灾人祸频仍,如陕西矿难,大量工人死伤;江西火灾,数百小学生被烧死;非典蔓延,无数国人遭殃;贫困子弟因交 不起学费,频频传出自杀悲剧……中共都不曾宣布哀悼,甚至蓄意隐瞒真相。
一个连本国民众都不愿善待的政府,又如何能善待人类,成为“负责任的大国”?
巨大的落差,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对照。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连任的演说中,誓言向全世界推广民主,认为:一个更加自由的外部世界,将使美国更安全。同一时间,中 共 总书记胡锦涛号召学习古巴、朝鲜,声称:古巴、朝鲜虽然经济困难,但政治上一贯正确。总之,从政治、文化、宗教、社会道德等精神领域综合而言,中国落后 西方国家,至 少一百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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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国家,是举世公认的民主国家、文明世界:政治清明、经济发达、社会开放、文化多元、宗教自由。即便如此,在这些国家中,依然存在各种 问题:依然有人犯罪, 尽管比例很低;依然有人歧视,尽管并非理直气壮;依然有人渎职,尽管不太嚣张;甚至在一些具体的社会事务上,依然有社会不公。总之, 并非圣洁无瑕的天堂。
有人据此认为,既然西方国家也有“不好的地方”,而中国也有“好的地方”,所以,“大家都差不多”,“什么民主不民主,还不是一样?”,“中国和美国,也没什 么区别!”
两筐苹果,其中一筐,大多数是好苹果,仅有几个烂苹果;另一筐,大多数是烂苹果,仅有几个好苹果。既然前一筐也有烂苹果,后一筐也有好苹果,我们能否据此得出 结论:两筐苹果“都差不多”?“没什么区别”?这种结论,显然不能成立。道理很简单:好坏的数量显著不同,量变带来质变。
如果说美国官场还有腐败,那是偶尔的和零星的,占官僚比例不及1%;而中国官场,官员腐败的比例,高达95%以上。美国官场的零星腐败,是人性的腐败,即人性弱点的 残存表现。互相监督和彼此制衡的民主制度,对此构成最大的制约。而中国官场的腐败,不仅是人性的腐败,更是制度的腐败。不受监督和制衡的一党专制体制,本 身就是腐败 得以滋长蔓延的温床。
种种优劣,不一而举。说到底,专制的中国,与民主的西方,有天壤之别。世界上只有相对的完美,而没有绝对的完美。西方国家的 “不完美”,恰恰说明,人类的进化 和进步,永无止境。百病染体的中国(对应五毒俱全的中共),又岂能夜郎自大、浑噩不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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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媒体,热衷于反美宣传,一旦国际上有反美声浪,或大或小,中共必借题发挥,大肆炒作,折腾得有声有色。天长日久,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,还以为美国在国际上 “陷于孤立”,还以为中共在国际上才“有头有脸”。
事实上,在世界上,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,恰恰就是美国。 且不说,整个欧洲,都是美国的盟友。美洲、亚洲、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,或以美国为盟邦,或与美国亲善。 就连在反美色彩最浓厚的中东阿拉伯地区,亲美国家也 越来越多,反美国家也越来越少。大部分国家的政府,都将与美国的关系,视作其头号外交关系。之所以如此,不仅在于 美国的强大,更在于:美国是最民主的国 家,最乐于助人的伙伴,最负责任的大国。
北朝鲜,长期与国际社会为敌,典型的“亚洲孤儿”;缅甸, 不仅受到国际孤立和制裁,甚至在其所处的东南亚地区,也受到东盟国家集体孤立和制裁;古巴,长期置身 国际社会的封锁墙下;苏丹与津巴布韦,为大多数国家、 包括非洲国家所不齿;伊朗,不仅在世界范围内,即便在中东地区,也被视为“狂人”国家而落单……
同属独裁和野蛮阵营,中共与这些盟友同病相怜。这些盟友的国际处境,折射出中共本身的国际处境:脱离主流国际,沦为边缘国家。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,才使中 共免于落入同上述小国完全雷同的凄凉境地。
南亚国家抗灾,不敢邀请中共,因为担心后者趁机搞“间谍活动”。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在俄罗斯之上,但因中国不是民主国家,而被排斥在八大工业国行列之外,反倒 是 民主的俄罗斯,被列入傲人的“G8”成员。即便在中共最津津乐道的“上海合作组织”里,也只有中国领导人未经民选,形象尴尬。加入该组织的其他国家,也 从未把这个松散 组织当一回事。换言之,在国际上,中共几乎没有几个“靠得住”的盟友。中共在国际上的处境,即便不是绝对孤立,也肯定是相对孤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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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有国际媒体报导中国阴暗面,中共就责之为“说三道四”;每当有外国领导人奉劝中共当局善待自己的同胞,中共就责之为“好管闲事”;每当有持不同政见者批评 共产党,中共就责之为“家丑外扬”……非但如此,中共声言,所有这些,都是“羞辱了中国”。
且不说中共本身不代表中国,只说在漫长的历史上,但凡中 国的荣耀与辉煌,何曾与中共相干?人类记载,代表东方文明的,是孔孟之道;人类记得,影响和照亮世界的,有 盛唐文明;人类知道,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,是 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康干之治”。至于近代,能给世界留下印象的,也只有中国人民浴血坚韧的抗日战争(国民党 领导、共产党阻扰)。
而中共篡政之后,带给中国的,是血腥与屠杀,谎言与欺骗,破坏与毁灭;留给世界的,是黑暗和野蛮,丑闻和闹剧,悲剧和惨剧:大跃进,文化大革命,“六四”屠城 ,镇压法轮功。大饥荒,大动乱,大屠杀,大恐怖……
即便今日,在其念念有词、津津乐道的“经济建设”中,中共给外界塑造的“中国形象”,不过是:经济膨胀下,狂妄自大的暴发户嘴脸;兼污染大国、贪污大国、娼妓 大国;而疯狂的穷兵黩武,发指的政治迫害,恶劣的人权记录,更是为世界和时代所不容。
在中共主导下,所有这些负面指标,无不排名世界第一。一句话,半个多世纪以来,唯一和最大程度羞辱中国的,恰恰就是:执政的中国共产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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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时期,毛泽东滥杀无辜;和平时期,毛泽东也暴虐成性。迫害异己,残害忠良,贯穿毛的一生,从未停止。在毛泽东奉行的阶级斗争“哲学”里,逆我者亡,顺我者 亦亡(其身边大多数战友被他迫害致死)。毛泽东的暴政,造成总计6至8千万中国人死亡。创下世界之最,也创下历史之最。
为了攫取和死守权力,除了杀戮,毛泽东也用尽骗术,号称“阴谋”加“阳谋”。
不但骗外国人,更骗中国人;不但骗普通民众,也骗党内“同志”;不但骗友人,也骗亲人。指鹿为马,颠倒黑白,毛泽东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,行骗一生,骗尽天下 人。
毛泽东是中共的标志,影响中共至今。否定毛泽东,就意味着否定共产党。历任中共头目都竭力保毛,目的是要保住共产党,保住他们自己。故而,毛像至今悬挂于天安 门城楼,毛尸至今霸占着天安门广场。
既然招摇撞骗为人类所不齿,杀人犯罪为人类所不容,彻底否定毛泽东,便是理所当然。如果连杀人如麻、嗜血成性如毛泽东者,都能获得“三七开”,就意味着:希 特 勒、斯大林、墨索里尼、东条英机等人,也都可以获得“三七开”;甚至于,普通犯罪份子、恐怖份子,更可以获得“三七开”。如此,世上岂有正义?又岂有公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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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压、迫害、清洗、杀戮,是共产党国家的最大特征。凡共产党当政的国家,都引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,或因屠杀,或因内斗,或因饥荒。对应 的政权和非正常死亡人数 ,仅举几例:朝共(劳动党),数百万人因饥饿致死;柬共(红色高棉),该国四分之一人口(170万)惨遭屠杀;苏共,三千万人因屠 杀和迫害死亡;中共,七千万人因屠杀、 迫害、和饥荒致死。
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,规模之大,为祸之深,远远超过法西 斯主义、军国主义、和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。而中国共产党作恶之巨,更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党。当大多 数共产党国家停止大规模清洗和迫害的时候(1956 年,苏联和东欧),中共却反其道而行,一波接一波地,将迫害与屠杀,推向登峰造极(比如,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);当大 多数共产党国家顺应潮流、告别专制、 和平转型之际(1989年),中共依然用屠杀手段,镇压民众,扑灭民主(“六四”屠城)。
非但如此,中共毫不喘息,又继续迫害法轮功,镇压维权人士,欺压弱势群体,不断制造惊天血案。仿佛虱多不痒,债多不愁。中共之路,从来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,甚 至越走越远。既然中共决意将独裁进行到底,民众就只能对之彻底否定。彻底的埋葬,也指日可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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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今,中共从未停止过镇压民众,还强词夺理地自我辩护说,是为了"维持国家稳定"。有人受了愚弄,也以为,中国这么大,人口这么多,不镇压,怎么维持?竟认定:" 不镇压,就会乱。"
让我们回顾鲧和禹治水的典故。古时,水灾频仍。尧帝任用鲧治水,鲧用拦截和堵塞之法,治水九年,毫无功效,水厄依旧。舜帝继位,任用禹治水,禹用疏导之法,劈 山凿壁,让洪水宣泄,水患终于平息。
人们常把民意比喻为水,称"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。" 治水有两种办法,治国也有两种办法。文明国家,任民意抒发,集思广益,总体而言,国泰民安,国富民强;中共独 断专行,压制民意,封锁信息,积累天怒人怨, 酿造社会冲突。人们因于恐惧,敢怒而不敢言,而一旦爆发,则如洪水滔天。
领导人的本事,岂在于镇压?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领导人,靠竞选上台,依监督执政;在丛丛考验下,重德修身,励精图治。既能广开言路,又能维护社会安定;既能发 展经济,又能焕新政治。只有无德无能的统治者,才既贪恋权利,又惧怕民意,而张牙舞爪,作势吓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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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成立之日起,内部权力斗争,就一直伴随着中共。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,在许多时候,甚至表现为彼此陷害和互相仇杀,如毛泽东陷害西路军和新四军、屠杀AB团 等。残酷而惨烈的权力斗争,乃是由中共的野蛮性和独裁性所决定的。
中共权力斗争,以各种名目进行。早期以“路线斗争”为名,后期则以“改革”或“反腐”为名,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,目的只有一个:最大程度地攫取权力;对最 高当权者而言,则是不顾一切地固守权力。
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,常常酿出祸端,并转嫁给无辜大众。比如,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,不惜发动全国范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令整个民族卷入疯狂。又比如,邓小平 等元老为了保住权力,不惜逾越党章,超越程序,先后强行罢黜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,最后,甚至酿成震惊世界的“六四”血案。
中共党员和干部,死于内部权力斗争的人数,远远多于死于战争中敌方的人数。仅此一点,足以证明中共的反动和黑暗本质。要结束中共的权力斗争、以及由此带给国家 和民族的灾难,出路只有一条:结束中共一党专制,将全部权力置于社会和民众的监督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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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时代的中共,热衷于“阶级斗争”,目的之一,是将自己的种种错失及其后果,都归结于“阶级敌人的破坏”。鉴于此法有效,他们总结 道: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。”毛泽东之后的中共,不再提“阶级斗争”,却换上一个新名词:“敌对势力”。目的依然是,将所有矛盾、冲突、及其负面后果,都归 结为“敌对势力的破坏”。比如,中 共动辄将一些国内矛盾,硬说成是“外国势力插手”。
鉴于中共执政,并非经由选举,即并非来自民众授权,于是,中共上下,心怀忐忑,坐卧不安。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在他们眼里,处处都是“敌对势力”。反对他们的 ,是“敌对势力”;批评他们的,是“敌对势力”; 甚至,向他们建言的,也是“敌对势力”。一句话,凡是危及或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,就是“敌对势力”。哪怕有时候,这 种“危及或触及”,仅仅出自某些中共当权者的想像。
无处不在的“敌对势力”,可能是外国人,也可能是中国同胞,中共通称为“国内外敌对势力”。中共划定“敌对势力”,范围越来越广,民运 人士、法轮功、家庭教会 ,以及西藏、台湾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,都被划为“敌对势力”。甚至于,用中共自订的“法律”维护自身或民众 权益的“维权人士”,也被划为“敌 对势力”。
显然,正是中共自己,与越来越多的民众为敌,与世界潮流为敌。实际上,靠暴力起家、以独裁为本、开历史倒车的中共,从来就是文明的天敌。中共本身,是全人类的 “敌对势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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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事打着“人民”的招牌,是共产党的一大发明。“人民”一词,从苏共开始,苏共领导人自称“人民委员”。到了中共那里,“人民”被发挥到极致。“人民共和国” 、“人民政府”、“人民公仆”、 “人民军队” 、“人民公社”、“人民法院”、“人民检察院”、“人民银行”,等等招牌,应有尽有。
在“人民”的招牌下,没有人民。说“挂羊头卖狗肉”,还 嫌太轻;名称与内容,完全相反,等于“反话正说”。比如,中共自定国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,实质上, 没有人民,没有共和,甚至于,连“中华”都没有(中 共当政时期,中华文明、文化、文物遭到空前绝后的破坏与毁灭)。换言之,这一国名,本身就是由三个谎言组成的一个 天大谎言。
“为人民服务”,是毛泽 东的发明,是中共的又一大谎言。毛泽东和中共的所作所为,恰恰是歧视人民,压榨人民,迫害人民,屠杀人民,哪里有“服务”可言?不论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时 期,从充军打仗,到民工支前;从私有变国有,到粮食换军备;从牺牲农业,到发展军工;从官商勾结,到贫富悬殊。人民见证的,不是中共为人民服务,而 是人民为中共服务,甚至为毛泽东一人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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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穷兵黩武,不惜从老百姓口中夺粮,藉口是:落后就要挨打;发展核武器,为的是不让中国人受欺负。近代史上,俄国人、西方列强、和 日本人,先后入侵中国。就 像所有其他民族遭受外来入侵一样,被入侵的中华民族,自然也曾遭受欺凌。当这几页耻辱的历史翻过去之后,中国人理当获得自由,扬眉吐气。
但1949年之后,被称为“解放”了的中国民众,突然面临暴增的饥饿、迫害、凌虐、屠杀、和死亡。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灾难,写在中国人脸上的耻辱,有增无减,而且无 数倍地扩大。
华人遍布全世界。在亚洲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和新加坡,华人创下的经济和文化奇迹,傲于世界。在欧美,华人以勤奋和成就,赢得尊严,成为当地的社会中流。相比 之下,最没有安全感和地位最低下的华人,竟在本土中国!“文革”、“大饥荒”、“六四”屠城,种种人间惨祸,只有本土的中国人,才能“领受”。
单说发源于中国的法轮功,如今遍布世界,其学员未曾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,唯独在自己的祖国,却受尽驱赶、凌辱、酷刑、和虐杀。华人苦恋的中国,竟如人间炼狱。 谁欺负了中国人?答案不言而喻:那个自称“人民政府”的中共,对同胞的蹂躏和欺负,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外侮内患的总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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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国家制订《宪法》,须经全民公决,始能生效;制定《法律》,则须经由民意代表,而这些民意代表(如国会议员),则必须由民众直接 选举产生。中共也制订了所 谓“宪法”和“法律”,然而,这些“宪法”和“法律”,由中共高层及其御用代理人在小圈子内炮制而成,未经全民公决,也未经真正 的民意代表审议,属于彻头彻尾的伪“ 宪法”、不折不扣的伪“法律”。实际上,属于中共的“家法”,于国于民,完全无效。
中共的执法机关,未经民众授权,属于“私设公堂”和动用 “私刑”。非但如此,立法者违法,执法者犯法,对中共而言,是家常便饭。随意抓捕,超期羁押,刑讯逼供 ,秘密审判,滥用脏D,种种违法恶行,比比皆是。 “文革”期间,中共甚至砸烂公检法,以所谓“公安六条”,取代它所有的“法律条款”。毛泽东本人则自称是“和尚打伞, 无法无天。”
时至今日,中共 “法律”,虽然走尽过场,做尽文章,依然形同虚设。仅说维权人士,他们不过是用中共自订的“法律”,来维护民众的权益,竟被中共划为“敌对势力 ”、列为第 六大打击对象。这一切表明,中共本身,都从未把他们的“法律”当真,而自认无效。难怪,中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既然立法者无意护法,执法者 无意守法,甚至公然违法犯法,广大民众,又岂有遵守的义务?说到底,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人治的、而非法治的国家。所谓“依法治国”,不过是欺世盗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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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中共的罪恶,如迫害、酷刑、屠杀、活摘人体器官之类,一些人习惯性地疑问:“那是真的吗?”“不太可能吧?”“很难相信那会是真的。”这种疑问,不仅让中 共逃过谴责,还对真相揭露者构成伤害,仿佛他们在“造假”或者“夸张”。
有时候,人们看到罪案报道,某犯接连杀死十几人、几十 人、甚至上百人。对杀人犯的行为和动机,正常人难以想像,只得惊呼连连:“真的吗?怎么会这样?”后来知 道,杀人犯是变态狂,这才勉强相信:“变态嘛!什么事干不出来?”个体行为的变态,容易被识别;但政府行为的变态,不仅令人难以识别,而且令人难以置信。“那毕竟是一 个政府啊!”有人陷入如此的困惑。
困惑的来源,无外乎两种,其一,从小被中共洗脑,陷入两个“凡是”:凡是中共宣传的,都是正面的;凡是中共批判的,都是负面的。进而,凡是质疑或反对中共 的, 都是错的,或者,是“别有用心”的。属于这一类型者,多生长于共产党中国。其二,自己过于天真和善良,不相信世上竟还有人如此阴暗和残暴。属于这一类 型的,多为海外 华人。
杀人狂之所以得逞,并非因为受害者都是傻瓜,而是因为,受害者都是正常人,以正常人的心理,自然不易防范变态狂。专制 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,并非因为民众太无能 ,而是因为民众太善良。在独裁者堂而皇之的宣传蛊惑下,有人极易被蒙骗;在极权者明目张胆的暴力威胁下,有人极易被吓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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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出兵他国,或为援助弱小,或为惩恶扬善,有人不理解美国的动机,不相信美国会为了他国人民着想,认定其所作所为,都仅仅是为了美 国的利益(且不说,许多时 候,美国的利益,本身与人类的利益一致);美国批评独裁政权恶劣的人权纪录,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善意,认为一概都是“虚伪”(且不说,事实证明,美国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 的最大帮助者)。
为民主而奋斗的人,不时遭人讥笑。有人认为他们“太 傻”、“太天真”,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付出和牺牲,是为了人类的自由。古人云: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说 的就是这类情形。毫无善意的人,自然怀疑真正的 善良;缺乏信仰的人,自然怀疑真正的信仰;无神论者,自然蔑视和诋毁虔诚信神的生命。
毛泽东声称:“宗教就是鸦片”A不惜全面扼杀民众的信仰。毛泽东却把他自己的“思想”,像贩毒般大肆兜售,强加于大众。毛泽东不准民众信神,却要民众把他自己当 成神,予以盲目崇拜。于是,只有在中共的宣传中,才出现 如此荒唐的自相矛盾:刚刚唱了一句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。”(《国际歌》)接着就唱出“他 是人民的大救星。”(《东方红》)
无神论与盲目崇拜的奇异组合,不仅导致信仰崩溃,而其引发道德沦丧,酿成假恶丑大全的社会乱象。光怪陆离的当今中国,就是这一乱象的生动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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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经常抱怨美国或西方“妖魔化中国”,其实际意思是“妖魔化中共”。若干御用文人甚至炮制了一本名为《妖魔化中国的背后》一书,为 外国媒体对中共的“负面报导 ”大肆叫屈。不可一世的中共,居然叫起屈来,倒是令人玩味。在中国,所有媒体,为中共一统,强行“舆论导向”,强制“正面报 导”,把个祸国殃民的中共,塑造成一贯的 “伟大光荣正确”。对照之下,西方媒体披露真实的中共,报导真实的中国,自然不如中共的意。
西方民主国家,言论自由,新闻独立。媒体的权威,就在于 其客观性和公正性。媒体必须守法,但并不受政府左右;而且,各大媒体,竞争激烈,针对同一事件,往往发出 不同声音。换言之,西方媒体,百花齐放。即便有倾 向,也是不同的倾向,至少有比较。在这种情况下,所谓“妖魔化”中国或中共,几乎不可能。
真正制造“妖魔化”的,恰恰是中共自己。它妖魔化美国,妖 魔化西方,妖魔化台湾,将文明国度,描绘为“水深火热”、“乱象纷呈”;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同胞——所有 批评它的国人。在这方面,其精挑细选、断章取义、编 造歪曲、尖酸刻薄、与恶毒咒骂,无所不用其极。“文革”语言,沿用至今。
中共对待媒体,从来持双重标准。一方面,利用海外的民主空间,派出 官方媒体,到他国扎根,宣传自己,随心所欲;另一方面,决不允许他国媒体到中国立足。到后来, 中共甚至干脆规定: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报导,要经中共的新华社 审核,以新华社的报导为准。恶霸嘴脸,等于向整个文明世界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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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从不承认“政治犯”这一概念。在中共所谓《刑法》中,1997年以前,对政治犯冠以“反革命罪”;1997年之后,冠以“危害国家安全罪”。这一改名换姓,并无本质区 别,只是一个障眼法,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。
前后这两个罪名,在中共《刑法》中,都列为第一章。鉴于 中共《刑法》,由重到轻排列,可见,在中共的概念里,政治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等。这和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 的概念完全一致,他们一律把“谋反”或“怀疑谋 反”视为头等大罪,或万罪之首。可惜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,中共当权者的头脑竟没有丝毫改变。
中共不承认政治犯,却不断制造政治犯。范围之广, 无所不包:对中共独裁持批评者,如民运人士;追求言论自由者,如网友;追求民族自治、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者,如西 藏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活动人士;追求不同宗 教信仰者,甚至气功修炼者,如家庭教会成员、法轮功学员等;其他社会活动人士,如维权律师、环保人士等;甚至普通的上访民 众,也常常沦为政治犯,被监禁和发配劳教。
中共制造政治犯,罪名五花八门。除了“反革命罪”和“颠覆罪”,还以“间谍罪”、“泄露国家机密罪”、“精神病”等名义,迫害异己。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,如经济罪 、嫖妓罪、或流氓罪等,嫁祸与抹黑政治犯。
鉴定一个国家是否文明,有无政治犯,是指标之一。政治犯,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绝迹,中国却是少数几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之一,而且是拥有政治犯最多的国家。只 要共独裁统治一天不结束,中国民众的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。为此,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成千上万和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。仅此一点,足以证明,中共把持下的中国,何其野蛮, 何其黑暗!与文明国家,相距遥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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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人“仇外”,以“义和团”运动为标志。“义和团”杀西方传教士、攻打西方驻华使馆,引发八国联军入侵,给中国历史留下耻痛一页。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福音 ,最恐慌的,莫过于闭关锁国的满清专制政权, 唯恐危及其封建法统。故而利用“义和团”,掀起“排外”浪潮。“排外”失败后,清廷对“义和团”改抚为剿,致其灭绝。
中共当权后,效法清廷,故技重施,不时煽动“仇外”情绪,不时掀起“排外”浪潮。“文革”中,红卫兵公然冲击、焚烧、砸烂外国驻华使馆,殴打外国驻华使节,不仅为 “义和团”运动的翻版,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背后,正是出自中共首脑毛泽东的指使和纵容。
从“批 判资本主义”到“打倒帝修反”;从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”,到“警惕‘西方和平演变’”等等词汇,都是中共出于自身独裁统治的需要,不断变换招术,所精心 编排的“仇外”理论,也是中共仇恨哲学的一部份。以至于,遭强制洗脑而别无选择的部份当代国人,情绪发泄的渠道,就只有“反美”和“反日”这两个主题。
然而,热衷美国大片,流行外国歌曲,疯狂移民,甚至大举偷渡,大部份中国人展现的,恰恰是“崇洋迷外”,而非“仇外排外”。中共领导本身,更是“崇洋迷外”的带头 人:毛泽东与江青夫妇,酷好外国商品,痴迷西方电影,即便在“文革”中,也不曾须臾中断。当今中共官员,人手一本护照,随时准备“开溜”,哪里有半点“仇外”痕迹?
中国人原本并不仇外,中华民族博大包容,在唐朝时,曾显现“万邦来朝”的天国盛况。近代或当代中国人的所谓“仇外”情绪,不过是极权者蓄意引导和煽动的结果。可以 预见,一伺独裁统治终结,中国将成为最具国际性和多元化的大国,中华民族将重现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风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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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毛泽东:鲜为人知的故事》一书作者张戎举证:中共从建政起,就穷兵黩武。为了扩充军工,有意从老百姓口中夺食,明知会大量饿死 人,还是大举出口粮食,以换取 军备。为此下令:对粮食,“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,以供出口。”对肉类,“压缩国内市场,保证出口。”这一政策,直接导致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。
毛时代的中国,一贫如洗,外援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6.92%,在世界上首屈一指。当中国民众大量饿死之际,接受中国粮援的东欧国家,却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。中共 造出第一颗原子弹,耗费41亿美元。张戎计算道:如果将该笔钱用在老百姓身上,以当时的物价估算,“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,本来一个都不会死。”
同期,中共援助阿尔巴尼亚、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国,难以数计,但最后都以“翻脸”告终。至今,中共外援有增无减,为了支撑金正日政权,中共几乎包养了整个朝鲜: 用去中国外援粮食的90%,提供该国所需石油的70%、所需燃料的60%。
迄今,大量中国民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,农民负担沉重,民工工资被拖欠,工人失业,儿童失学。但中共大笔一挥,就减免了非洲国家所欠中国的全部债务、柬埔寨所欠中国 的全部债务、以及东南亚等国所欠中国的大部分债务。
中共不顾本国民众死活,大量援外,目的只有一个:纠集独裁国家,合组灰色阵营,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。迫使文明世界承认中共的强权地位,进而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保持 低调或缄默。如此,中共便可在国内随心所欲,放手镇压,将一党专制进行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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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,人口历来居于世界榜首。在漫长的历史上,中国曾经出现过饥荒。导致饥荒的原因,大多是蝗灾、洪灾、地震、战争等。大多数时期,尤其和平时期, 中国民众丰衣足食。没有外援,也无需外援。这说明,中国历来自给自足,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。
在194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,中国从未发生因政府行为不当而导致的饥荒。1949年之后,中共执政,在既无外患也无内乱的和平年代,却爆发“史无前例”的大饥荒:数千万人 被活活饿死,超出中国历史上死于饥荒人数的总和。创造了中国历史记录,更打破了世界历史记录。
这不是天灾,竟是人祸!中共穷兵黩武,狂支军事工业,又死撑面子,大举援外,硬是抠尽了老百姓的活命粮。更有甚者,毛泽东鼓吹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、批判“唯生产力 论”,恶意阻挠民众发展经济的愿望。民众仅有的一点私产或自留地,都被当成“资本主义的尾巴”,予以割掉;民众自发的一点小买卖,都被当成“投机倒 把”,予以扫除。 作为政府,公然限制经济发展,中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。
中国沦于一穷二白,中共却藉口“中国人口太多”、“难以发展”,为自 己开脱。毛泽东死后,1979至2006年,中国不得不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连续26年的粮食援助,这也 是中国首次和最长一次接受外来粮援。民众逐渐回覆温饱,但贫困人口依然不少。此时,中共却又自我贴金,吹嘘自己“了不起”,“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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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打土豪,分田地。”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“土改”的口号,也是中共造反起家的法宝。这一口号,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。中共派出工作 组,深入农村,强制划分阶级 ,强行夺取私产,并发动群众斗地主。随后,在“革命”的名义下,对地主予以公审和枪杀。为此,每到一处,中共必鼓动一些人编故 事、作伪证、假诉苦,无中生有,人为地 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,制造恐怖和血腥,以期巩固其基层专制政权。
围绕土地,中国具有沿袭千百年、自然而和谐的农耕结构与 雇主关系。中共的血腥“土改”,破坏了农业关系,打乱了农村秩序,中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。原本相处和谐、 互为扶持的雇农与地主,被迫反目成仇。农民分到土 地,没有高兴几天,却又被中共的“公社化”席卷一空。中共一纸令下,农民被迫交出全部土地,甚至交出耕牛和农具。
这一分一收,所有的土地和资源,都收归共产党一党所有,中国农民,从此变得两手空空、一贫如洗。所谓“土改”,十足一场骗局。随后,农业大滑坡,大饥荒接踵而至, 被饿死的三千至四千万民众 中,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诉苦分地斗地主的“贫下中农”。时至今日,中共仍然规定土地为“公有”(即“党有”),而拒绝交还农民,仅以“租赁” 方式,让农民耕种。一旦需要拿土地牟取更大暴利时,就强行圈占,甚至不惜暴力拆迁,并美其名曰“收归国有” (实为“党有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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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中国经济增长与民众物质生活改善,是相对于大饥荒和“文革”时期的历史最低点而言。说到一个国家的发展,必是全方位的。包括:经济增长、政治清明、社会进步、 艺术丰富、和文化多元。当今中国,只有经济改革,却没有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。仅仅是增长,而不是发展。
说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,也必是全方位的。包括:物质的现 代化和精神的现代化,经济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。当今中国,物质过剩,却精神贫乏;经济膨胀,却制度腐 朽。社会风气败坏,官场腐败泛滥。物欲横流,人欲 横流,肉欲横流,中国社会,非但没有进步,反而倒退到北宋西门庆时代,再现《金瓶梅》式的糜烂。这不是“现代化”, 而是“伪现代化”。
当今中国,无 处不展现“伪现代化”的特征:有人穿金戴银,整日山珍海味,言谈举止却粗陋野蛮,俗不可耐;有人富起来了,却从不捐款行善、扶困救危,而穷奢极欲、 挥金如 土;有人崇洋媚外,唯洋是尊,处处模仿西方,出尽东施效颦、邯郸学步的洋相,却鄙视人权价值,咒骂西方文明,扮演极端民族主义的“愤青”;互联网本来标志先进 文明,中共却利用同样是先进文明的高科技,全面过滤,全力堵塞;经济崛起,国力提升,本应用于张扬爱心,促进和平,中共却用以支撑流氓国家,抗拒世界 潮流,怂恿仇恨 ,散布战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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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中外对比,显出中国的落后时,有人总能找出百般藉口,予以辩解。尤其中美对比,显示巨大落差时,有人就辩解说:人家建国已经两百多年,我们才建国五十多年,当 然比不上?
这一说法的最大误区在于,把中共建政五十多年,当成了中 国建国五十多年,即,把中共混淆为中国。中国历史的起点,决不在1949年(中共建政)。作为中国的现代史, 至少要追溯到1911年(辛亥革命),甚或 1840年(鸦片战争)。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历史,则至少起源于秦朝,即两千多年前。
而众所周知,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。中国有记载的文明史,已经长达五千年。应该说,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,才是中国历史的源头,也是中国历 史的真正起点。
中共建政之前,中国历史绝非一片空白。从四大发明,到郑和下西洋;从战国百家争鸣,到唐宋诗文璀璨。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数时期,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,都领先于 世界。中华民族,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最倒退、最落后、最黑暗的时代,反而出现在当代,尤其中共当政的前三十年。
中共建政之日,中国刚刚经历了数十年内外战火,但中国经济基础仍然名列亚洲前茅。中共乱世之后,中国在世界的排名才急剧滑落。历史是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,不能截断 ,也不容割裂。中共混淆历史概念,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当政的反动、野蛮,与黑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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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几千年,多少分合轮回,多少兴衰更替,但始终没有走出极权专制的怪圈。辛亥革命,曾带来短暂的共和与民主,却很快又归于专制复辟。悲情的中华民族,仿佛与 自由无缘,而只能与奴役为伴。
民众起义,为野心家搭起一个又一个舞台,演变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权力争夺。当每一波动荡归于平静,专制与独裁,便以新的面孔复位。王朝兴起,王朝腐败,王朝没落, 如此这般的折子戏,在中国反复上演。当今中共专制,更是将这一剧情推向极致。
没有以民权为核心的革命,只有以最高权力为目标的角逐。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。民间摆不脱个人崇拜的情结,统治者放不下专制的欲望,国家挣不掉人治的阴影。于是 ,围绕皇权或最高权力,各种势力殊死争斗,无休无止。
漫长的中国历史,曾经有两度文化的辉煌:春秋战国时期,百家争鸣,诸子宏论;民国初年,言论自由,气象万新。集有大成并影响世界与历史的中国思想家,大多诞 生于 这两个时期。(比如,远有孔子与孟子,近有胡适与鲁迅。)发人深省的是,前一时期,出现在国家分裂或分治之际;后一时期,出现在共和与民主初生之时。 这种现象,对盲 目信奉大一统和臣服专制而不自觉的人们,岂不是当头棒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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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凡宗教,都主张仁爱、博爱、慈悲、关怀、奉献。宗教信仰和信仰自由,是文明国家立国的基石,尤其在西方,更是优良传统。在西方国家, 大多数民众具有宗教信仰, 少数不具信仰者,也深受感染,或多或少,都有一些宗教情怀。真正的宗教信仰者,渴望上天堂,而恐惧下地狱,他们待人以诚,积极行 善,至少不干坏事。这正是西方道德水 准高、社会秩序好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南北朝时代,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;基督教传入中国,则仅仅始于近代。然而,多数中国统治者囿于狭隘思维,唯恐宗教信仰危及其专制利益,有意防范,甚至闭关锁国。以 至于,宗教信仰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形成主流。
由于普遍缺乏信仰,大多数中国人,将今生今世的富贵,即俗名俗利,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劣质部份,权力、官位、富贵,几乎成了同义词。故有 “苟 富贵,不相忘”和“取功名,图富贵,平生足愿”等直言不讳的说法,并影响至今。中国社会道德普遍低下,原因也在于此。
中共狂言:“宗教 就是鸦片。”为此大规模毁灭宗教神迹、镇压宗教活动、迫害宗教信徒,激起人神共愤。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,但在中国,凡家庭教会、地下教会、 及一切非官 方教会,甚至气功流派,都仍然在中共的“打击”之列。中共自称“无神论者”,实际上,中共害怕的是,民众信神而不信中共,将危及中共的独裁统治。中共逆天 而行,直接引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灾难:物欲横流,人欲横流,肉欲横流。人性沦丧,人性泯灭。认钱不认人,笑贫不笑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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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异议人士流放海外,并列入“黑名单”,不准入境,是专制政权的一贯做法。前苏联曾精于此道。当今世界,持这种做法的国家已经极少。中共,是继续从事这一行当的极 少数政权之一,而且明目张胆。不能回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数量,创下了世界之最。
祖国,是人民共同的祖国。任何人,只要出生和成长在那片 土地上,他就是那个国家的天然主人。仅仅因为彼此观点不同,一部分握有权力的人,就把另一部分人驱逐或排 斥于国门之外,这是公权私用。不仅不合理,而且不 合法。即便在中共自己的“法律”中,也找不到相应的条款,来证明此种手段的“合法性”。中共自知心虚,根本不敢把“ 黑名单”之类的做法,列入其“法律”条款。
中共对付异议人士,通常有两种方法:投入监狱,或者,流放海外。这样做,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,要将异议人士与人民隔离。中共自知:其政权并非来自于人民,其 意识形态更是荒谬透顶。他们惧怕批评,也惧怕讨论,更惧怕选举。
有人误以为,异议人士“没有什么用”,那不过是他们处于被监禁或被流放的状态时,所造成的表象。试想,如果中共不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,而让他们 与人 民接触,可以想见,即便只有一个异议人士,都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的基础。只要这个异议人士到民众中去,表达观点,号召同类,与中共展开平等竞争,中共的非法统治,便 随时可能瓦解。这,正是中共的恐惧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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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民运人士、宗教信徒、法轮功学员、维权人士等,常遭中共迫害,轻则下狱,重则致死。有天真的民众道:“你干吗要反对共产党,你不反对它,不就没事了嘛!”
事实上,在报纸、电台、电视、公开场合,共产党自由地说话、自由地活动,并没有人妨碍他们,更没有人反对他们的这种自由。但是,共产党却反对别人自由地说话,反对 别人自由地活动,甚至反对别人思想。
民运人士主张民主,共产党反对他们,故而实施抓捕;宗教信徒供奉上帝,共产党反对他们,故而予以关押;法轮功学员虔诚修炼,共产党反对他们,故而施以迫害; 维权 人士捍卫自身权益,或为民众辩护,运用的,不过是共产党自己颁布的“法律”,共产党依然反对他们,故而予以镇压。一句话,任何个人或者团体,只要未经共产党指使,而说 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,就将遭到共产党的监控、打击、直至残酷迫害。
可见,并非民运人士、宗教信徒、法轮功学员、维权人士等反对中共,而是中共反对民运人士、宗教信徒、法轮功学员、维权人士等。“只准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。”中 共信奉的,就是这套恶霸哲学。于是,当民众起而 抗争、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时,中共就大呼别人“反对”他们了,甚至于,别人“推翻”他们了。如此地缺乏信心,如此地心 虚,只能证明,中共的统治,不仅非法,而且脆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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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:“干嘛老骂共产党?干嘛老批评共产党,你们应该帮助它,给它提建议。”还说:“那样效果更好”。显然,有人经中共长期洗脑,习惯了共产党的谎言,也习惯了 共产党的统治,乍听得对共产党的批评,就显得不习惯、不适应、以至不舒坦。那些长期把中共混淆为中国的人,尤其显得不适应和 不舒坦。
且不说,无数的教训是,那些帮助共产党、给共产党提建议的人们,都被打成了“右派”和“反革命”,遭到无情镇压、残酷迫害、乃至肉体灭绝。就连民主制度下,民选的 执政党,都经常受到社会的批评;那么,有什么理由,我们要对专制制度下,独裁的执政党,网开一面?
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,然而,它的总统和政府,却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批评。历届美国总统,几乎都是在激烈的批评声浪中,度过了他执政的四年或者八年任 期。 拿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相比,美国实际上是“大社会、小政府”。而这恰恰就是美国富强的原因之一:政府在民众和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,不可能做出违背民众 利益、损害民众 权利的“出格”事。
有人说:“批评共产党,没有用!”事实上,最近几十年,中共的许多政策变迁,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,都是 在国内外批评声浪的压力下,被迫作出的调整。从“改革开 放”到“建立和谐社会”;从逐步取消户籍制度,到一举取消收容制度;等等,莫不如此。独裁者的特性就在这里:民众不抗争,它就不让步;民众短促抗争,它也不让步;只有 民众持久抗争,它才可能勉强让步。正所谓:“滴水穿石”。
还有人说:“在海外批评共产党,没有用!有本事,就回去。”事实之一:不是流亡人士不敢回去,而是中共心虚,不敢让流亡人士回去。事实之二:当国内舆论不能发挥监 督作用时,国外舆论却发挥了相当的监督作用。海外舆论和流亡人士的批评,不仅令中共心惊肉跳,稍能节制其肆无忌惮;而且,成为国内民众的信息补充和精神补品,鼓舞他们 抗击独裁的信心。此等效力,犹如“出口转内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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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当政,自诩是“人民的选择”。实际上,共产党从聚啸山林、占山为王,到勾结外寇、抢夺地盘;从挑动全面内战、颠覆国民政府,到建 立野蛮暴政、血腥镇压民众。 过程离奇、漫长,残酷之至。果真是“人民的选择”,又怎来如此周折、令整个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?
人民的选择,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资讯和自由的意志基础之上。中共封锁信息、控制舆论、剥夺民众选举权,人民的选择,又何从谈起?有的只是,被洗空的头脑,被愚化的心 智,被强加的意志。齐刷刷举起的手,仿如机器人的程式,或者,被驯服动物的表演。
每当民众明确表示不选择共产党、甚至抛弃共产党时(如1989年),自称“代表人民”的共产党,就拒不接受人民的选择,不仅拒绝下台,而且悍然出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军 队,用坦克和机关枪,屠杀民众,进而将民众的选择权利剥夺殆尽。
依靠暴力和谎言强行执政的中共,深知:一旦交由人民选择,共产党的江山,一天都不能保。因此,人民的选择,反而成为中共的恐惧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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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大饥荒”、“文革”等,有人就说:“算了,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了,要说罪错,都是毛泽东的罪错。”不 错,那的确是毛泽东的罪错。 然而,那些巨大的罪恶工程,以毛泽东一人之力,又岂能完成?只有开动了共产党这部巨大的犯罪机器,毛的罪恶才告竣工。
有人又说:“共产党已经改了,不要老是纠缠历史旧账了。”且不说,共产党至今还在抓捕异己、迫害良知、镇压民众,毫无改正迹象;就说,对那些历史罪恶,共产党又何 曾表达半点歉意和悔意?即便轻描淡写地提到“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”,也绝口不承认毛泽东一生的罪恶。
非但如此,中共继续奉毛泽东为祖师爷,奉毛的言论为圣旨,奉毛的思想为信条,奉毛的制度为圭臬。共产党与毛泽东,两位一体,何曾须臾分离?尽管中共已经演进到“第 四代”,甚至“第五代”,但它本身,从未把这个党与毛泽东分开。天真的人们,又何必自作多情?
事情很明了,只要毛泽东的头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,只有毛泽东的尸体还霸占着天安门广场,便是确切地告诉世人: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总代表,共产党是毛泽东的放大体。 毛泽东的罪,就是共产党的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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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提出:既然你们主张民主,就应该原谅。尤其,不要批 评共产党,而要原谅共产党。有人甚至以其“原谅共产党”的切身经验,来劝告对共产党持批评的人。有人在“ 文革”中惨遭迫害,九死一生。“文革”一结束,迫害一停止,他们连想都不想,就原谅中共了;有的人,其家属被迫害致死,自己也曾饱受牵连,一旦“没事”了,也就轻易加 入了原谅中共的行列。
这类现象,往轻的说,是麻木和糊涂,患了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:被绑架者爱上了绑匪;往重的说,是势利和背叛:认贼作父,同流合污。对杀人犯的原谅,就是对被害人 的无情,这是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。
在中国,年年拉响警钟,纪念“南京大屠杀”,据说是为了提醒世人: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。尽管日本政府多次为侵略战争道歉、忏悔,但每当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,都受 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民众同声谴责。这里,又引申出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理:任何原谅,都只能建立在犯罪方认罪、忏悔、道歉、和赔偿的基础之上。
说到中共,毛泽东时代,固然罪恶累累;然而,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,不仅没有认罪、忏悔、道歉、赔偿,反而又凭添了“六四”大屠杀、镇压法轮功、迫害维权人士等斑斑 血债。既然我们不能原谅日本军国主义(异族对我族的杀戮),年年纪念“南京大屠杀”(虽然,日本人已经认罪和道歉。);我们如何又能原谅共产党(我族败类对我族同胞的 杀戮),而不年年纪念“大饥荒”、“文革”、“六四大屠杀”等?(况且,共产党至今拒绝认罪和忏悔。)
宽宏大量如耶稣基督,也是在罪人醒悟、忏悔、祷告、和弃恶扬善之后,才会给予原谅或拯救。中共作恶多端,至今毫无悔意,不时变本加厉。此时此刻,原谅共产党,无异 就是做千古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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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,毛泽东引用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古语,号召民众“给党提意见”,还保证 “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。”一时间,国内知识分子大喜过望,国际上也泛起“中共 要搞民主”的幻想。几个月后,中共突然翻脸,反戈一击,把“提意见”的知识分 子,共计五十五万余人,统统打成“右派”。 有人被迫害致死,有人被打入大牢,大多数则被 下放劳改。毛泽东公开承认,他搞的是“阳谋”,目的是“引蛇出洞”。
中共“反右”的背景是:1956年,在苏联,赫鲁晓夫批 判斯大林,破除个人崇拜。对毛泽东而言,这是物伤其类,竟策动“反右”运动,清除本国异己。于是,当多数“社 会主义”国家的专制相对减缓、政治气候相对放 松、民众苦难相对减轻之时,中国却逆向发展。“反右”,开创了随后中国历史恐怖与血腥的二十年。中华民族遭遇双重劫难、 双重悲剧:共产党统治;加上,“共 产主义阵营”中,中共极端的专制。
实际上,被打成“右派”的这五十五万余人,并非什么“右派”,而都是货真价实的“左派”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,都是 当年从“国统区”(如上海)投奔“解放区”(如 延安)的左翼亲共知识分子。满怀“解放人类”的理想,却落入极端专制的囚笼。1980年,中共平反“右 派”,但仍然将包括章伯钧、罗隆基、彭文应、储安平、陈仁炳等在内 的近百人,保留为“右派”,“不予改正”。事实上,这些人仍然属于不折不扣的“左派”。
“左派”们的下场,从一个侧面佐证:毛泽东和中共,破坏了古今中外所有道德底线与行为底线,甚至连“逆我者亡,顺我者昌”的封建行为底线,都变成了“逆我者亡,顺 我者亦亡。”中共的霉暗心理和乖张暴戾行为,足为今日所有亲共媚共者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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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6月25日,统治北朝鲜的金日成,命令朝共(朝鲜劳动党)军队(人民军),越过三八线,攻打南朝鲜(韩国),从而挑起了历时三 年的朝鲜战争。最初,朝共军队很 快攻占汉城和南朝鲜大部分地区,一度将南朝鲜军队压缩在釜山地区仅一万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。
朝共军队之所以能在战争初期占据上风,乃是凭籍中共和苏 共的强力支持。早在1949年,中共刚刚建政,就抽调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,合计兵力6.9万人,编入朝鲜人民军 ,构成朝军总数的一半。战争爆发后,中共 又将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10万人,编入朝鲜人民军,构成朝军主力。
1950年9月15日,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,协助南朝鲜反攻,之后, 迅速收复失地,攻占平壤,并推近至中朝边境。早已潜进北朝鲜、并为朝军后盾的中共军队(“ 志愿军”),与联合国军直接交战,号称“抗美援朝”。历经两年多 大小战役拉锯后,各方达成停火协议。南北朝鲜回到战前的三八线,各自自守。
表面上看来,南北朝鲜或中美双方,打了个平手。但鉴于南北朝鲜的 分治,又回到战前状态。作为战争的挑起方,金日成和北朝鲜,无疑遭到可耻的失败。据中共自己的保 守数字,中方军队,死亡14万,受伤被俘失踪25万,共减员83万,付出巨大代价。战争结束后,在南朝鲜的要求下,美国驻军当地,至今依然;而北朝鲜却对中共军队下逐客令, “不得留下一兵一卒”。中共在战略上的 失败,显而易见。
若干年后,南朝鲜(韩国)跃为发达国家,傲于全球;北朝鲜沦为饥荒之国,哀鸿遍野。从军事、经济、道义、地缘政治等诸方面合计,南北朝鲜及美中各方,孰胜孰败,一 目了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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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下半叶,中共与苏共、越共等“兄弟国家”,交恶并交战,成为“共产主义阵营”里典型的内斗和闹剧。1979年2月17日,邓小平 调遣二十万中共军队,对越南展开 了一场称之为“自卫还击”的战争。因作战不利,中方于3月5日开始撤军,16日撤回中国境内。这场中越战争,持续一个月,中越双方都宣称“获胜”。中方称“教训了越南”; 越方称“打败了中国侵略”。
关于中方军人伤亡数字,中方公布为:伤亡二万多;越方公布为:死二万多,伤四万多。不管怎样,中越交战,中方付出了远远高于越方的代价。在现代战争中,尤其在一个 大国对付一个小国的短期战争中,中共军队伤亡率之高,可谓惊人。
原来,因在文革中“支左”,中共军队大搞政治挂帅,而疏于军事训练,加上众多将领被迫害致死,战斗力严重下降;越共军队却一直在打仗,经验丰富,士气高昂; 中共 曾长期支援越共,好装备都武装了越南,落后武器则留在了自己手上,越军兼有苏联提供和美军遗留的优质武器,装备占上风。中方阵亡军人的80%,死于越 军炮火;越南北部崇 山峻岭,易守难攻,依靠人海战术的中共军队,损失惨重;苏越结盟,对中共构成南北夹击态势,中共顾忌两线作战,形成战略上的被动,当苏 共发出最后通牒,要中共撤兵时 ,中共不得不撤。
一句话,中越战争,以中方惨败而告终。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:在中共的指使和纵容下,柬埔寨红 色高棉(柬共)在柬国夺取政权,实施极度恐怖专政,四年间,屠杀了四 分之一的柬埔寨民众,其中也包括中国侨民和越南侨民。越共以保护其侨民为由,挥兵柬埔寨,推翻红色高棉,顺带将柬埔寨人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。中共出兵越南,意在报复越 共,继续力挺红色高棉。
在今日的柬埔寨,当年由越共扶持的 政权依然当政,而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,早已经土崩瓦解,余党或自首或被擒,听候国际法庭的审判。这证明,那场中越战争,中方不 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,而且在 政治上输得精光,留下无法洗脱的历史败笔。中越战争之后,双方又在边境拉锯和对峙战斗多年。九十年代之后,中共与越共才重归于好。无数中 国年轻生命,白白充当了中共的炮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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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当政之后,以马克思的“历史观”,即所谓“五阶段论”,划分中国历史:奴隶社会,封建社会,资本主义社会,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。其中,把秦朝以前,划 为奴隶社会;把秦朝以后,划为封建社会;把中共自己的当政,划为“美好的”社会主义社会,并正向“最美好的”共产主义社会过渡。
这种划分的粗暴与扭曲,是如此的明显。且不说中共本身远 离“社会主义”,更近“奴隶主义”。就说针对古代历史,“五阶段论”也是肤浅之至和荒谬之至。例如,远在 秦朝之前的周朝,虽然也是专制王朝,却是远比秦朝 开明的温和专制王朝;紧接在秦朝前面的春秋战国,则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化鼎盛时代,诸子的学说,尤其孔孟之道 ,影响中国和世界至今。与其说周朝和春 秋战国是奴隶社会,不如说残暴的秦朝才是奴隶社会。
实际上,除了远古质朴无争、天下为公的尧舜部落时代,以及近代稍具共和与民主雏形的中华民国之短 暂穿插,应该说,中国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,都属于封建专制社会。 区别只是:开明的专制与黑暗的专制;温和的专制与极端的专制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,世 人见证了两个最黑暗、最残暴的极端专制政权:其一,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,建 立的暴秦;其二,毛泽东等人依靠谎言和暴力,建立的共产党暴政。相比之下,共产 党的黑暗与残暴,又远远超过秦廷。
毛泽东有言为证:“秦始皇算什么?他只坑了460个儒,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!”果然,毛泽东与共产党当 政,制造出七千万冤魂,比历史上任何暴君和暴政制造的死亡总和 还要多。秦始皇与毛泽东,一个身在两千年前,一个身在两千年后,两具幽灵,交相对照,中共政 权的倒退、反动、与野蛮,行迹昭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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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,中共也在变,应该给它机会,给它时间。有人举例说,至少,“中国经济在发展”。且不说,中国民众已经给了中共无数机会和时间,中共故态 依然。就说发展经济,那不过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能,而并非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特别情事。历史上,恰恰只有中共当政时,才曾经人为限制、甚至破坏经济(如大 跃进与文革时期)。
今日中国,经济有所发展,参照和对比的,乃是中共的破坏时期。与其说是发展,不如说是恢复。除经济之外,举凡政治、社会、新闻、文化、艺术、宗 教,等等领域,中共继续施以人为封锁,限制发展。使中国社会,处于病态的扭曲:法制不彰,社会不公,贫富不均,人心不平。道理很简单,单纯的经济增长,代 替不了国家的全面发展。
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,不可避免地,中国民众、中国社会、甚至于中共本身,都出现一些变化。民众思想趋于活跃、生活趋于丰富,社会趋于复杂 而多元,中共本身,趋于变与不变的矛盾边缘。此时此刻,与其说中共在变,不如说中国在变;与其说中国在变,不如说世界在变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,瞬息万变。 世界的变化,带动中国的变化;中国的变化,带动中共的变化。而在其中任何一个变化的环节或过程上,中共都绝非积极因素,而只是消极的、甚至阻碍的因素。
中国民众思变心切。民众变化,是主动的;中共变化,是被动的。中共之变,永远落在民众之后,而且是在民众的持续压力下,不得已而为之。尤其海内 外的批评声浪,更逼使和促进了中共的变迁。然而,迄今,变化的是表象,不变的是本质。独裁与专制,谎言与暴力,贪婪与腐败,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领。中共还 在走,中共没有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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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专制王朝,或长或短,最终都免不了覆亡。不可一世的暴秦,一统天下后,仅存活了十五年;满清苟延较长,也不过二百六十七年。专制 王朝的共同特点,是依靠 人治而非法治。没有监督与制衡,权力必然腐败,王朝必然没落。即便达到“大治”或“中兴”,也必盛极而衰,渐至覆灭。中共专制统 治,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王朝并无二致 ,惟更加残忍和脱离时代。一朝覆亡,已经注定。
从共产主义学说出笼之日起,“第一国际”、“第二国际”、“第三国际”,乃至“第四国际”,先后破产,证明共产主义遭到人类的广泛唾弃。共产党阵营,以苏联为大本 营,东欧八国为大基地。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,东欧易帜,苏联解体,专制瓦解,民主代之。
国民党统治时期,许多中共党员曾经被捕入狱,在他们(如刘少奇、薄一波、江青等)书写的“自白书”中,大多以“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”为忏悔语。这或许只是 当时 他们为了求生而拼凑的应付之词,但随后的事实证明,共产主义之于中国,的确不合时宜。在空洞的理想、蛊惑的口号、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下,七千万中国人死 于非命,就是铁 的证据。
纵观苏联和东欧,共产党的统治,短则四十多年,长则七十余年,但最终都逃不脱覆亡的命运,昭示各国共产党的普遍结局。以中共为首的几个残余共产党政权,步苏联和东 欧共产党后尘,只是时间问题。更何况,当今世界,有竞争的多党制乃大势所趋,“吃大锅饭”的一党制必土崩瓦解。
中共劣迹斑斑,罄竹难书。统治愈长,罪孽愈深。中共不亡,天理难容。当中共成为过去式,当中华民族从噩梦中苏醒之日,一定会记取,在中国历史上,曾经闹过共产党, 那是怎样的残暴血腥,又是怎样的荒唐离奇,为这个民族,留下永难磨灭的伤痛和耻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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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,中共固然很坏,但目前的中国,并没有其他政治力量,可以取代中共。中共一旦覆亡,中国岂不大乱?
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,建立在现实的假象之上。首先,这种看上去“没有其他政治力量”的假象,是中共人为制造的。当年中共组党时,并未经由任何“合法程序”。 中共 以暴力手段攫取国家政权后,实施最严厉的党禁,任何人结社组党,必须向中共提出申请和登记。中共恩赐了几个“民主党派”的存在,作为众星拱月的点缀, 但这些花瓶般的 “民主党派”,必须奉中共的旨意行事,实际就是中共的延伸。除此之外,任何独立人士结社或组党,中共都不予批准。
非但如此, 意图结社组党的人士,还面临牢狱和死亡的威胁。远如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林昭等人意图组党,竟被判处死刑。近如1998年,全国数百志士筹组“中国民主 党 ”,并遵循中共的“合法程序”,提出申请,中共非但不予批准,反而展开大规模镇压,将筹组者悉数抓捕,判处重刑。中共摆出恶霸派头,不准任何人结社组党,人为造成中共 一党专政的局面和一党独大的假象。
如果不是中共的封锁,十三亿人口的泱泱中华,有的是健康可靠的政治力量,有的是远见能为 的政治人物。中共的残酷打压,使所有进步力量,转为潜在状态。它们潜存于 民间,等待着如晨曦般喷薄欲出、如火山般爆发震撼。苏联和东欧的剧变,就是最好的 证明:一旦打破党禁,各种政治力量便如雨后春笋般诞生,经和平竞争,有的壮大,成为 执政党;有的守小,但也自有其监督地位。
从历史上看,不同的政治力量,从来都如波浪竞逐,轮流或同时支配着中国的命运。五千年的中国,落入共产党之手,也不过就是这半个多世纪。从世界上看,受共产党控制 的国家,已经寥寥无几。腐朽的中共,被民主力量取而代之,当属指日可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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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掩盖人心的分裂,中共把“统一”的调子唱得很高。于 是有人误会:共产党维持了中国的统一,没有共产党,中国就会陷入四分五裂。中共更以此为藉口,强霸国政。 事实上,共产党本身以制造分裂起家,对外主张“无 产阶级没有祖国”,对内搞“武装割据”,建立“国中之国” 。毛泽东曾公开主张:把中国分成七块,提出湖南等省“可以 独立”,并热切希望由日俄两国瓜分中国。
中共不仅这样说,也这样做,制造了实际的分裂。比 如, 1949年,中共篡政,海峡两岸,由合而分,反而变成“一边一国”。又比如,中共大规模毁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, 引发藏人起义,最高宗教领袖出走,藏人独立 意识觉醒。至于新疆,也是因为中共的宗教和文化灭绝政策,最终导致维吾尔人掀起独立运动。由此可见,把国家统一的希望,寄 托于痴迷暴政的共产党,根本就是与虎谋皮。
历代中国人,具有统一的传统意识,但也能坦然面对“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的自然循环。毕竟,“强扭的瓜不甜”。由十五个在语言、 宗教、文化、地缘等背景绝然不同 的国家,强行绑成的苏联,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。苏联的解体,出于人心,合于自然。与苏联不同的是,中国自古就以黄 河与长江为轴,形成版图较大、相对统一的国 家,未来出现裂变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。
但如果任由中共的暴政持续下去,未来中国裂变的可能性势必 增大。道理很简单:人心的分裂,更大于领土的分裂;一旦人心的分裂达到某种临界点,领土的分裂就接踵而 至;甚至于,某起重大突发事件,都可能导致国家一夕 崩溃,恰如苏联的“八一九”事件(苏共保守派的复辟政变及其流产)。
换言之,没有共产党,中国不会四分五裂;没有共产党,人心更统一。惟需早日结束独裁,实现民主,以人心的统一,维系领土的统一。那样的统一,才是自然的和经久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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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共产党把政之前,中国历史已经五千年,其中大多数时期,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经济发达,科技进步,文化灿烂,曾经历“大治”、“中兴”、“万邦来朝”等许多代 盛世,深刻影响世界。到了共产党时代,中华民族却遭受了最巨的破坏、最烈的动乱、最大的饥荒、最惨的屠杀。
环顾世界,凡是共产党当政的国家,都与贫困、饥饿、杀戮、血腥等脱不了干系。
反而是那些没有闹过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国家,动乱较少,破坏较轻,痛苦较小。尤其,拒绝共产主义而坚守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,更成为最富有和最安乐的美好国度,为全世 界人民所向往。
华人遍布全球,创造了诸如台湾的民主、香港的自由、澳门的富裕、和新加坡的整洁。唯独,寄生祖国的本土华人,却受到最大的约束、凌辱、和加害。而这一切,都来自于 共产党。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,都昭告世人:没有共产党,中国最好办;有了共产党,中国最难办。
的确,以恶为本和独断专行的中共,一直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。举凡政治民主、经济自由、文化丰富、社会多元等现代国家指标,都受困于中共,而无从发展,或 进程缓慢。
一旦没有共产党,一旦摆脱共产党,以十三亿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,对内推广民主,集思广益,共举贤能,治国安邦;对外融入文明世界,互通有无,取长补短,实现 东西 方文化、经济、技术、与人才的大交流、大汇合;辅以信仰自由、宗教普及、道德回归、和法治肃立。中华民族,必能飞速发展和发达,以文明和强盛之姿,恒久傲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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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搞“经济改革”,是为了挽救其政权;中共拒绝“政治改革”,则是为了死守其政权。经济搞活,政治搞死,是“文革”后中共执政的基本 思路。然而,谁都知道,经 济改革,不可能回避政治改革。因为,经济体制的弊端,来自政治体制的弊端。于是,中共也不得不摆出一副假装搞“政改”的样子。
中共的做法,首先是玩弄文字游戏,偷换“政治改革”的概 念。比如,把任何政策调整或人事重组,都冒充为“政改”,企图予人印象:中共一直在搞“政改”。其次,组 织御用文人,时不时来一篇文章或者炮制一部电视 剧,制造“政改即将开始”的假象,激人想像,吊人胃口。惟只说不练。空谈之间,中共政权之“稳定”,暗渡陈仓又一年。
再次,当内外压力越来越大、中 共实在推不过去时,就玩起了“迈牛步”的招术。说它没有改,也似乎今年改一条,明年改一条,或签署一个国际公约,或废止一条国内恶 法;说它在改,却又是换 汤不换药;或者,有承诺,没动作;或如“老牛拉破车”,出奇的慢;更散播“慢慢来”的催眠曲,让人们沉沦在对中共“第三代”、“第四代”、 “ 第五代”…… 乃至“第N代”领导“核心”的循环奢望和失望中,渐渐地麻木,失去对年轮的知觉。
兵不厌诈,崇尚厚黑学的中共,深谙此道。实际上,根据中共中央党校的调查,绝大部份中共官员对“政改”不感兴趣。证明,整个中共,已经沦落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守旧集 团。
说 到“迈牛步”,中共照搬的,不过是满清的套路。晚清时代,清廷曾高唱“君主立宪”,却反反覆覆,百般拖延。今年酝酿立宪,明年预备立宪;今年派员出洋考 察,后 年又说推迟立宪。今日中共,效法清廷。邯郸学步,学的是“牛步”,用以对付当今“政改”呼声。中共自以为得计,却不知:清廷故意迈牛步,竟为革命洪 流所席卷;中共故 意迈牛步,似乎要坐等另一场革命。毕竟,“形势比人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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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逢中共领导人出访,中共驻外使领馆都奉命组织当地华人,前往迎接,制造“热烈欢迎”的场面。为了达到动员目的和效果,中共使领馆甚至当街发放报酬,奖赏那些前往 者。据称,这种场面,“充分展示”了中国人的 “自信心”和民族“自豪感”。
制造“华侨欢迎”的场面,在中共方面,其一,出于对国内 宣传的需要,意指其政权受到海外华侨“拥护”,国内民众则更没有理由“反对”;其二,抵消海外华人抗议的 声音。这种抗议,如影随形,令中共领导人尴尬而惊 惧,如果没有“欢迎”,他们岂能安枕?其三,最主要的,要通过“热烈欢迎”的人造场面,来撑起中共领导人的“自信心 ”,藉以掩饰其深重的自卑感。
在 欢迎群众方面,除了因功利心驱使而被动前往的,还有部分出于天真的“爱国心”,而主动前往的。前者贪图蝇头小利,自不待言;后者以此举“让外国人看得起咱 们中 国人”,以为表现了“民族自信心”,实际上,却泄露了根深蒂固的“民族自卑感”:竟然要以外国人的眼光,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。
反观文 明国家,这样的“欢迎场面”根本不存在。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访,不仅不会组织其侨民前往迎接(通常也不会有侨民前往迎接),还可能因某种国内政策原因,受 到其侨民的零星抗议。在那里,体现了两方面的自信心:政府经选举上台,获得民众授权,无需担心自己的“合法性”;侨民具有独立人格,无需阿谀当权者;国家 富有,人民 自由,整体形象光明,无需通过自己人“欢迎”自己人的方式,来显示其民族的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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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国家的媒体,常常把该国负面新闻放在显著位置,诸如枪杀、火灾、失业加剧、政客丑闻,等等;在新兴民主国家,如韩国、墨西哥、台湾等,朝野政党动辄大开口水战 ,甚至在议事的国会大堂上,互相叫骂,乃至大打出手。有人据此认为:民主有什么好?民主就是一团乱。如果民主就是那样,中国宁 可不要,云云。
如果仅仅从媒体上去认识西方,很容易得到一个"乱"的印象;幸好许多中国人到过西方,见闻了这些国家的高度文明和空前发达,才知道,西方媒体上的危言耸听,实则具有 居安思危、防微杜渐的建设性功能。许多中国人没有到过台湾,仅仅因为从报纸上频闻其朝野争执、从电视上目睹其"立法院打架",就以为台湾"乱糟糟 "。然而,凡是到过台湾 的人,都发现,民主的台湾,社会安宁,人民富足,城乡井然有序。每逢选举,看似喧嚣,实际上,民众像过节般开心;一侍选举结束,街市归于平静,民众相敬如宾、安居乐业 。
越过媒体,零距离感受西方和台湾,印象迥异。原来,民主的乱象,是看得见的,是人为放大的,是表面的;专制的乱象,却是看不见的,是人为缩小的,是深重的。在中国 大陆,因为征地和拆迁,或者基层选举舞弊,常常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;甚至因为官车刮伤了平民,或者官员强奸了民女,就动辄引发万人暴动。民众怒不可遏,砸车辆,烧建筑 ,官方则出动成千上万武警,打人抓人,甚至开枪镇压。这等乱象,比比皆是,月月发生。但因中共封锁信息,海外通过网络,才辗转得知;而国内,各地消息隔离,民众互不知 情,目击者都以为是"孤立事件"。身在火山口一般的中国,还以为那是"太平盛世"。
民主之乱,犹如产妇的阵痛,阵痛之后,是新的生命;专制之乱,犹如肿瘤的肆虐,隐形的发作,必然通向死亡。民主的常态是闹剧,闹剧的结局是喜剧;专制的常态是哑剧 ,哑剧的结局是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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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贤择能,任贤用能,从古至今,就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法则。古代中国,有科举制度,依考试测智慧,不问出身,唯才是举。当今世界,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民主选举制度,让 能者竞选,由民众投票,全面公开,务求公正。更为巨大的进步。
反观共产党把持下的中国,仍然搞小圈子钦定,高层自封领导,再由上级指定下级。其官员产生机制,不但远远落后于当代民主国家,连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都不如。 故而 ,权力私相授受,裙带关系成风;“高干子弟”和“太子党”等词汇,民众耳熟能详,深恶痛绝,写照了一个活脱脱的现代世袭制。与此同时,官员庸碌,玩忽 职守;滥用权力 ,贪赃枉法;官场腐败,国库通私。种种劣迹败像,光怪陆离,无不创下世界之最,令人拍案不已,惊奇不尽。
公开选举,也是真正 民意的试验场。选举前的民意测验,选举中的民意汇集,选举后的民意监督,都使民众呼声获得全面而有效的传达。民意如水,官员如舟。水可载舟, 亦可覆舟。民 众可以把某人选上去,也可把某人选下来,端视此人是否称职,是否听命于民。此时,民众成了上帝,官员成了仆役,诚惶诚恐,战战兢兢。惟其如此,民众的心 声 才能得以切实反应,民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。小圈子钦定的官员,只对小圈子负责,一心维护小圈子的既得利益,视民众为草芥;公开选举的官员,必须对选 民负责, 自觉为民众代言,全心为民众效力。
垄断市场,在经济上“吃大锅饭”,是不道德的行为;同理,垄断权力,在政治上“吃大锅饭”,更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引进市场竞争,才有经济繁荣;同理,引进多党竞争, 才有政治活力。由此,是否建立公开选举制度,也成为一个分水岭,鉴定一个国家,选择文明还是固守野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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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,过程曲折,起伏多变。其间,也曾 经历多朝鼎盛时代,“大治”、“中兴”、“盛世”这类词汇,耳熟能详。甚至于“路不拾遗”、“夜不闭户” 。然而,国家兴衰,王朝更迭,起伏跌宕,周而复 始。国家经历周期性动乱,民众经受周期性惊扰,每每为之付出巨大代价。
“大治”的经济果实,为何不能保存?“盛世”的稳定,为何不能持久?答案只有一个:历代王朝,都行政治专制,权力集中,权力垄断。假以时日,权力带来腐败,绝对的 权力,带来绝对的腐败。王朝必然为之腐朽,连带之下,国家必然为之没落,民众必然为之遭殃。
近代中国,陷于落后,是相对于世界的飞速进步。为了拯救中国,众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,开掘国家兴盛和民众幸福之路,然而,无一例外地,几乎都归于失败。辛亥 革命 ,开创共和宪政,却如昙花一现。专制复辟接踵而至。尤其,来了个共产党,挟暴力和谎言为法宝,把个中华大地,搅得血雨腥风、日月无光。其败行劣迹,远 远超过“五胡乱 华”。神州沦陷,赤县哀鸣。即便在当今“盛世”(粉饰的太平)的光环下,也遮掩不住无数弱者受辱、众多忠良遇害的情节,封锁不了万千民众抗 争、官民激烈冲突的画面。 为何走不出陷阱?为何达不成和谐?原因只有一个:中共独霸国政,专制独裁;闭关锁国,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之外。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,在中国,仍然是党大于法,人治 代替法治。监督机制,形同虚设;权力制衡,无从谈起。官员横蛮,官场腐败,超过历朝历代。
与专制相对立的,就是民主。要解决专制的积弊,必求助民主的良方。说到底,只有民主,才能救中国。这是人类经验的经典总结,也是中国历史的深刻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