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关心当代中国的朋友们来说，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疑问，像中国民主的话，会不会带来动乱？
是不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了，才造成中国发展的慢；是不是由于中国人的素质差，才有了这么多的贪官，等等。
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推出了《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》，对于关心中国的朋友们来说，相信您能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，也许会帮助您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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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：人口多，并非不利经济发展；人口少，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。比如，当年的西德与东德（人口：前者为后者3.5倍），如今的南韩与北韩（人口：前者为后者2.5倍），经济差距悬殊，不仅在于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，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。美国与加拿大（人口：前者为后者 10倍），香港与澳门（人口：前者为后者15倍）等，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，反而都因人口多寡，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。世界经济的前三甲，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：美国人口密度适中，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（稠密度超过中国）。
近十几年来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，中国和印度，经济有所起色。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人口。人口多，劳动力廉价，成为这两个人口大国“经济崛起”的关键。
在中国，东部比较发达，西部相对落后，形成东西部差距，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。东部人口多而稠密，西部人口少而稀薄（四川省例外，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）。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，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。所有这些，都证明，人口多，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。以人口多作为“难以发展”和“慢慢来”的理由，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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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，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，如印度、日本、德国、韩国、印尼、巴西，等等。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：印度人口10亿，中国人口13亿；印度国土面积，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，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。
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，宗教流派林林总总，社会极为复杂，如果没有民主制度，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，也难以化解。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，但社会相对和谐。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，今天的印度，经济开始起飞，前景不可估量。
二次大战前，严格说来，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，只有两个：美国和英国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，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。在这些民主国家中，既有人口多的，也有人口少的。事实证明，人口多寡，从未构成是否适合“搞民主”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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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，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，无论在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、科技等领域，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中华民族智慧、勤劳、善良，坚韧，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，傲于世界。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，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，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。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共执政，作恶多端，倒行逆施，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。中国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文物、环境等，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，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。与此同时，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，践踏传统美德，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。由此造成“中国人素质差”的错觉。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，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：中国人素质太差，不适合“搞民主”。
纵观全世界，除了中国大陆，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、香港、澳门、新加坡。这些地区，经济均高度发达；台湾拥有高度民主；香港享有高度自由；澳门和新加坡，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。没有人怀疑，在这些地区，华人的素质会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。
指责或暗示中国人素质差，并由此推论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，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视。当印度、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柬埔寨、阿富汗、格鲁吉亚、海地、尼日利亚等各大洲各国的人民，都能够心情舒畅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现民主程式的今天，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沦为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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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习惯于区分“自由主义”和“共产主义”，习惯于比较“资本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。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鲜明、最有意义的区分和比较，还是民主与专制。有人又把民主与专制，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。中共就以“西方民主不适用中国”为由，拒绝民主。尽管中共本身就从西方抄来“马克思主义”。
其实，专制的意义很单纯，就是当权者独断独行，镇压和迫害异己。民主的意义也很单纯，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，公众对当权者构成监督和制衡。所以，无论专制还是民主，都无所谓东西方之分。
以公开议政、自由选举、新闻自由、司法独立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形式，尽管近代首先诞生于西方，但就民主思潮而论，在古老东方也自有其发源。大约两千年前，中国先贤孟子就立论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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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恰相反。大量统计显示，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，大多是民主国家；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，大多是专制国家。政治民主，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，相互促进，相辅相成。另一项统计显示：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，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。可见，民主政治，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，也有利于世界和平。
道理很简单，民主国家重法治，专制国家重人治。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。在民主国家，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，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，也受到高度规范。在专制国家，公民权利不受保护，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。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，人与人之间、人民与政府之间、国家与国家之间，也很容易相互冒犯。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。
比较中国和印度，最能说明问题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，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。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：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“大跃进”似的胡搞瞎闹；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；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“文革”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、摧毁经济教育、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；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“六四”般的大屠杀；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……
这一切都是因为，印度拥有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、民主选举、和司法独立，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。事实证明，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，能够有效缓解矛盾、化解冲突、平衡利益，从而保持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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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道：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 说的就是，畅所欲言，对人有利。同样，公民议政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利于国家。中国古人鉴定明君，有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”的样板；鉴定忠臣，则有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的标准。一个“听”字，一个“谏”字，都体现言论的珍贵，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。
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，才奉行 “防民之口胜于防川。” 还有一个成语：杀人灭口。换一个说法：灭口，是为了杀人。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，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。所有阻碍言论、封锁新闻的独裁者，奉行的，都是杀人政治。杀人政治，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，绝无安全可言。
据统计，就杀人而言，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，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。其中，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，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！足可证明，没有言论自由，就没有人民的安全，也没有国家的安全。有的只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。当然，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。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意识到，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，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，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……都殷鉴不远。
当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，就是言论自由。包括交谈自由、演说自由、新闻自由、出版自由等。言论自由，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，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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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国家，新闻自由，信息高度曝光，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、表面化，仅仅从视觉上感受，似乎“很乱”。然而，恰恰是这种曝光，这种由媒体呈现的“乱象”，使民怨得以宣泄，民意各获归宿，冲突得以避免。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。
中共宣扬“稳定压倒一切”。它声言的“社会稳定”，其实是“政权稳定”。放眼中国社会，到处都是矛盾、冲突、与仇恨。贫富悬殊，仇富心态弥漫。更不用说，上访群众的冤屈，拆迁户的血泪，失地农民的愤怒，等等。人民抗争不断，烽烟四起。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：“群体性抗争事件”急剧上升，最近三年，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、7万多起、和8万多起。况且，大量内幕被中共宣传机器严密遮盖。如果全面曝光，人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，极不稳定。 遍地干柴，随时可能燃起烈火。
民主国家，人手一张选票，定期选举。人民掂量自身利益，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，官员被换来换去，看上去，政权很不稳定，然而，社会稳定；在专制国家，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，当权者乾坤独断，把持既得利益，看上去，政权稳定，但社会极不稳定。
政权稳定，不可能压倒一切。比如，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；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；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。一句话，没有民主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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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四”屠城，震惊世界。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，中共当局就辩解说：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，没有“六四”屠杀，就没有今日中国的“经济成就”。且不说这一“经济成就”的虚实，“六四”惨剧酿成，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。“六四”屠杀，不仅葬送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时机，即便在经济上，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：
其一，官场腐败空前加剧。“六四”时期，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，就是“反腐败”，当局镇压，等于为贪官撑腰。贪官污吏愈加猖狂，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，贪官外逃，资金外逃，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。其二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，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，而且，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，形成高成本、高消耗、高浪费、高污染的恶性循环。其三，中共制造“六四”屠杀后，一直受到国际制裁。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，至今没有解除。比如，美国、欧盟、和日本，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，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。与西方75%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，中国75%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、原料、能源等原始资源。换言之，搞了三十年“改革开放”，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、充当苦力、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。
毫无疑问，“六四”屠杀，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。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，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，乃是建立在“六四”屠杀的基础上。推理下去，“六四”不仅不能平反，一旦再现，还要再度屠杀；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，面对任何民主呼声，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；即便有一天，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，更要镇压和屠杀，因为，不那样，何以保持第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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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建设，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。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。这就好像父母要送孩子上学、供养孩子吃饭一样，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共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迷惑了很多人，仿佛只有中共当局才搞经济。
原来，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，对中国经济、环境、文化、道德等进行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系统的全面破坏。“反右”，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；“大跃进”，导致经济崩溃，引发大饥荒，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；“文革”，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，文化、文物被毁灭殆尽。无数家庭遭受浩劫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整个民族道德沦丧，礼仪尽弃。无论在哪方面，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。回观历史，历朝建政，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，奖励农耕。政府修文堰武，让民众修生养息。中共建政，反其道而行。和平时期，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，全面摧毁经济。创下的纪录，史无前例，空前绝后。
罪孽深重，人神共愤。在高喊了三十年“政治挂帅”和“阶级斗争”的口号之后，中共突然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。
很显然，中共发展经济，只是手段，而非目的。其真正目的，是为了保住政权，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，继续愚弄人民。“六四”屠杀前夕，武汉军区一名中共“老干部”曾直言不讳道：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，如果现在下台，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，就只能是乱臣贼子。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，搞几十年经济建设。只有那样，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。这名“老干部”的“肺腑之言”，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。然而，他很天真，殊不知，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，何况是杀人。在韩国，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，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，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，甚至被判处重刑，就是现成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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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三十年的罪孽，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，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，带领中共，从政治“大跃进”一步跨入经济“大跃进”，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
在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旗号下，全民皆商，金钱至上。为了提前尝一口“现代化”的洋荤，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“橱窗”，搞“西洋镜”，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“特区”，犹如一百多年前，慈禧太后促成的“十里洋场”上海。
之后，中共更是牺牲农村，装扮城市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等对外“橱窗”，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，也在各地城市大搞“政绩工程”、“首长工程”、“形象工程” 、“面子工程”。无数工程，自有捞不尽的油水。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，随意批发土地。低价批地，换取高额回扣。
大兴土木，大肆烧钱，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“日新月异”和“翻天覆地”的变化。然而，“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。”因为在工程建设中，权钱交易，各方伸手，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层层吃水，制造出大批“豆腐渣工程”。桥跨路陷楼塌人亡，丑剧悲剧比比皆是。
大上海高楼林立，地面因之急剧下沉；北京城气派辉煌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（2004年7月）。这已经证明，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，也是纸糊的灯笼，一戳就穿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进出中国、感叹中国“惊人变化”的人们，看到的，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“橱窗”。
同时，官商黑勾结，急于牟利，动辄上演“鬼子进村”，实施强行拆迁、暴力拆迁，强行征地、暴力征地。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，血腥满目，哀鸿遍野，激起天怒人怨。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，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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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，人们不久就发现，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，纷纷从座上宾，变成了阶下囚。先富起来，等于先捕起来。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，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：牟其中，杨斌，袁宝璟，周正毅，禹作敏，刘晓庆，李经纬，胡志标，陈凯等等，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，如仰融、赖昌星等。中国富豪榜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。
1989年，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。其间，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，责备学生“太过份”，“耽误”了他“做生意”，因而“支持政府镇压”。此人就是当时的“中国首富”牟其中。1999年，牟其中以“诈骗罪”入狱，被判无期徒刑。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，10年后又把他送进了监狱。
人治的要害就在这里：政策变来变去，今天你是合法的，明天你就是非法的。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，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：没有政治上的权利，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。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，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。
岂止是牟其中，那些目光短浅的中国富豪、商人们，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他们热衷于权钱交易，官商勾结，黑白两道。他们急功近利，唯利是图，追求一夜暴富，枕于为富不仁。他们的致富模式，具有典型的“中国特色”：权力经济，外加假，大，空，骗。 “我不关心政治，我只关心赚钱。”是他们的不二信条，对此，他们颇为自得，以为自己是“世界上最实际的人”、“精明得了不得。”的确，近三十年的“改革开放”，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“先富起来”的“少数人”，尤其“三个代表”理论出笼后，官商合谋，沆瀣一气，携手致富，更形登峰造极。然而，政策一变，权争一起，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。
今日座上宾，明日阶下囚。中国富豪们的下场，证明，在极权与人治的环境里，所有发家致富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。所有荣华富贵，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，覆灭的结局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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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腐败，遍地贪官。这是当今中共官场特色。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，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，所有49个中央部委，“全都有问题”，足见中共官场腐败的大规模、大面积、和高规格。所谓“反腐”，愈反愈腐。国内因此流行一个比方：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，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，肯定有冤枉的；如果隔一个开一枪，肯定有漏网的。
有人说，即便民主国家，也还存在腐败，没错，但数量极少，比例极低。通常而言，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，官场腐败率在5%以下；而在中共一党把持下的中国，官场腐败率却在95%以上。国际反腐组织“透明国际”2004年发布报告，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.4分，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，属于重度腐败国家。
哲学上有句话：量变带来质变。如果说，某种腐败，来自人性的贪欲，即便再过一万年，还可能存在。但在民主国家，人性的贪欲，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，残存的，仅仅是一点人性的腐败。但在中国，人性的贪欲，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，变成制度性的腐败。这便是两者质的差别。排斥透明与公开、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，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，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，不断为“强者”洗劫、瓜分。造成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或者，越靠近权力越富，越远离权力越穷。可以断言：只要制度不改，人治不废，中共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。
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都不约而同道：“共产党迟早会玩完，咱们得准备一条后路。”这类“大实话”，也恰当反映了中共贪官的深层心态，准确解释了他们飞蛾扑火般“将腐败进行到底”的行为心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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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教育昂贵，医疗昂贵，住房昂贵，成为压在中国百姓头上的“新三座大山”。而在这“三座大山”之上，还有更大的“大山”，其重量，超过“三座大山”的总和。那便是：中国百姓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。
当今中国官民比例，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：1比26。同一数据，10多年前为1比40；二十多年前为1比67。目前的官民比例，比清末高出 35倍；比西汉高出306倍！也就是说，被称为“封建剥削社会”的西汉，每8千个老百姓，才养活1个官；如今的“人民共和国”，每26个老百姓，就要养活 1个官。谁是名副其实的“封建剥削社会”？一目了然。
官多如蚁，消费巨大。每年，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（仅此一项，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）；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；出国“培训考察”费就达到2500亿。官多如牛毛，丑闻满天。跑官、买官、卖官，明码实价，司空见惯，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“绝症”。
“党领导一切”，“党指挥枪”，在这类口号下，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党国”。上到中央，下到基层，所有机构，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，连军队、公检法、企业、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。比如，除了省长，还有省委书记；除了局长，还有局党委书记；除了法院院长，还有院党委书记；除了厂长，还有厂党委书记；除了校长，还有校党委书记；除了师长，还有政委；除了连长，还有指导员……至于团委、团委书记、团支书，等等，更是多如群虱。
仅为养活中共这党政“两套班子”，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！更何况，中共自己承认：不止“两套班子”，而是“五套班子”！韩国的乡一级机构，平均只有5名官员，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，平均却有高达30至40名官员！
在“解决组织问题”的利益驱使下，中共党员人数继续膨胀，仅从1997到2002年，5年间，中共党员人数，就暴涨了近600万，达到 6635.5万人，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。为了养肥这些密如蚂蚁、多如牛毛的寄生虫和吸血鬼，中国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与汗，承受堪称世界上和历史上最最沉重的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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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三十年，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，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，有人为此产生“自豪感”，陶醉于“强国梦”中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也可以理解。然而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，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言行，则不免迷失。
反右、大跃进、大饥荒、文革，在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里，一场接一场的人间浩劫被人为制造出来，经济崩溃，国力衰落，人民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。中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、有系统、有组织的长达三十年的破坏，把中国经济、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，推到了历史的最低点。
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满足现状，就是因为，他们只是拿现状与历史的最低点比较。有一种从地狱的深渊回复到人间常态的感觉，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，使他们觉得，现状好像“还不错”。没吃没穿的时候，有人说：吃的穿的都没有，搞什么民主？听上去“有道理”；有吃有穿的时候，有人说：吃的穿的都有了，还要什么民主？听上去也“有道理”。实际上都没道理。因为，天赋人权，人生而自由，与物质条件无关。
上述“心理反差”，也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蓄意制造。一方面，为了防范人民清算，中共封杀历史，制造遗忘，要求人民“向前看”；另一方面，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，处处与“文革”或“大跃进”时期相对照，无意间，让人民“朝后比”，营造“进步”的假象。这样，即便社会再不公平，民众再多怨言，似乎也算不了什么。“总比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强呗！”有人就这样自我安慰。
殊不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有的是鼎盛时代。周朝文王之治、汉朝文景之治、唐朝贞观之治、清朝康干盛世，等等，均国富民强，国泰民安。那些年代里，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，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。而今日中国，号称“高速增长”，经济产值也不过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%，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。
说到底，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，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，比较的范围，就只在过去的五十多年，对中共来说，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，对一些民众而言，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，由此得到的“心理反差”，就是部份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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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，是在1911年10月10日，辛亥革命爆发，中华民国诞生。从那一天起，至少从形式上，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，那种臣民对君王、百姓对官 吏的跪拜礼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。不仅如此，民国初年，国会选举、新闻自由、言论自由，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。
虽然不尽完善，但举世公认，中华民国，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然而，新制度立足未稳，残余专制势力作祟，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。他们利用新生民主的种种空隙， 和民众尚未完全适应民主与共和的守旧心态，蛊惑民心，酝酿复辟。最后，打着“解放”旗号的共产党阴谋集团，凭籍暴力手段，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，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血 腥恐怖、人人自危、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旧时代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就在此时，1949年，中共竟宣布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。实际上，从此，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。因为 ，随后，中共掀起“三反五反”、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 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，进而制造“六四”大屠杀、镇压法轮功等惊天惨剧， 大规模迫害和屠 杀中国人民。至少从精神上而言，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。
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，形式上也没有例外。当年的军阀或国民党，处决政治犯，还允许政治犯选择站着或是坐着，甚至允许高呼口号，甚至允许举行“刑场上的婚礼”。 但中共处决政治犯，必强迫其下跪。如果不从，就打断其膝盖骨（林昭）；为防高呼口号，甚至割断其喉咙（张志新）；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（李九莲）；甚至摘除其器 官（钟海源）；甚至活体摘除其器官（法轮功学员）。
中国人跪下去了。最鲜明的写照，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。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：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。
至为可悲的是，这些跪下去的村民，乞求的，竟不是“还我公道”或“惩办凶手”，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。足见中共专制的淫威，和这种淫威下 ，部份中国民众深深的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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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常听说“中国人富了”。诸如：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，已经“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”；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，尤其在东南亚，中国人出手阔绰，“把日 本人都比了下去”；在世界各地赌场，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……
中共当局声称：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；然而，国际社会却认定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.1亿。国际贫困标准：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；中国贫困标准：每人每天 收入低于0.2美元。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，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。以国际标准换算，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。比国际标准相差13倍！而且，中国贫困标准，二 十多年不变，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。
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.5亿，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。他们收入极低、负担极重。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，贫困户竟高达80%，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。农村子弟大批 失学，并不时传出悲剧：考上大学前后，因交不起学费，或孩子卧轨，或母亲上吊，或父亲服毒。进城打工的民工，工资微薄，且惨遭拖欠，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。在世界 范围内，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，工资低，工时长，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。拆迁户、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、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。
中共自吹“高速增长”，但二十多年来，这个号称“世界最大的市场”，却一直面临“内需不足”的尴尬。原来，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，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0%！ 等同于非洲穷国。中国人不敢花钱，而执着于存钱，为的是应付“三座大山”：昂贵的教育、医疗、房价。他们辛苦赚下的，不过就是活命钱、保命钱罢了。
邓小平有言在先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。这富起来的“少数人”便是：贪官、奸商、以及投靠权贵的“社会精英”。在现行中国政治制度下，致富离不开权力，越靠近权力 者越富裕，越远离权力者越贫穷。以至于，富人更富，穷人更穷，社会两极分化。有消费能力的，已不太需要消费；亟需消费的，却匮乏起码的消费能力。 如今，中国富人消费，宁愿选择到境外，为世界人民“做贡献”，也不愿呆在国内，为中国人民“服务”。一方面，他们在国内已经吃腻、玩腻、游腻；另一方面，大量金钱来路 不正，只有到了境外，才能放开手脚，痛快挥霍。
众所周知，出国消费的中国人，大多是中共党员干部，他们在境外一掷千金，挥霍的，要么是公款，要么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义之财。竟至于，国内稍稍限制官 员到境外赌博，在中国周边国家，就有四十多家大型赌场应声而垮。正是这些中共“贪官”，给世界制造了“中国人富起来了”的假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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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声称自己代表中国，代表中国人民，甚至是无所不包的“三个代表”。这种宣传，加上中共把持国政五十多年的事实，也使部份民众误以为，中共代表中国、代表中国人民。
早期中共，宣称是“工农联盟”的“先锋队”，提出的口号是“打土豪，分田地。”然而，“闹革命”时，把土地分给农民，夺取政权后，却又以“公社化”的名义把土地收回，一场骗局而已。说是“收归国有”，实际是收归共产党私有。
即便今日，中共也仅仅是把土地“租”给农民，随时可以收回。中共贪官往往在“开发”的名义下，强行夺走农民土地，不惜使用暴力。由此制造了大量失地农民，也制造了无数社会矛盾、官民冲突。在中共统治下，农民沦为中国最贫穷的大多数。
中共曾宣传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”，然而，工人阶级不仅从没有担当过“领导阶级”，而且，到如今，在低工资和动辄下岗失业的威胁下，工人阶级已经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。
说到知识份子，毛泽东咒骂他们是“臭老九”，在历次运动中，予以残酷整肃；邓小平用“尊重”而非“依赖”去对待“知识和人才”，证明他仍然把知识份子放在客体而非主体位置上，实际对知识份子充满提防；江泽民给知识份子加薪，摆出一幅讨好的样子，却不准他们说话，实际上是用钞票贴封知识份子的嘴。
显而易见，共产党不代表农民、不代表工人、不代表知识份子，更不代表拆迁户、不代表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。说到底，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。换言之，中共绝不代表中国人民。
如果说共产党是“三个代表”，那便是：代表贪官，代表奸商，代表所有既得利益者，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而“先富起来”的少数人。另外，中共用“商人治港”，代替“港人治港”，证明，即便在香港，共产党也只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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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，中共就以反中国文化自居，且对此毫不掩饰。明确提出“砸烂孔家店”，同时从德国和俄国，引进西方糟粕“马克思列宁主义”，来愚化和驾驭中国百姓。1949年，中共建政，中华文化从此惨遭厄难。
中共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，立即开动全部国家机器，有系统、有计划、有目的地，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，破坏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。尤其在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中，中共竭尽疯狂，破坏了绝大多数古迹，毁灭了绝大多数文物，焚烧了无数珍贵书籍典籍。其罪行，远远超过古代暴君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。
孔庙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，历经数千年战火，都不曾毁灭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旧时代的旧军阀们，也懂得敬畏圣灵。然而，就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，在共产党上演的“文革”闹剧中，中共竟悍然砸毁了孔庙，等于砸毁了我们的祖宗牌位。中共践踏先贤、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，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与军阀。
中共恶意贬低和诽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如仁义礼智信、忠孝廉耻、敬天畏神、重德行善、乐天知命、以民为本，等等。与此同时，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“党文化”，也就是暴力文化、谎言文化、欺骗文化、流氓文化、痞子文化。这一破一立，把中国人道德水准推落到历史最低点。
这一切表明，中共，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破坏者，绝无资格代表中国文化。如果有人硬要说中共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点点关系，那只能是，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最黑最边缘的部份，诸如不择手段的帝王术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玩阴谋，耍诡计，造谣言，搞内斗，损人利己，坑人肥己，以整人为乐，以杀人为快，甚至人吃人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在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和压力下，中共恐惧于自己的滔天罪行，勉强做了一些对传统文物古迹的所谓“修复工作”，即搞了一些赝品。然而，正如艺术上的仿造一样，赝品就是赝品，是假货，而不是真迹。连当今人们看到的孔庙，也都是赝品。事实上，包括孔庙在内，中国绝大多数文物古迹，都在“文革”中，被中共永久性地毁灭了。
在炮制这些赝品的过程中，中共大小贪官，利用工程，以次充好，偷工减料，中饱私囊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亵渎。 此外，中共也开始在海内外舞台上“表演”和“弘扬”中国“传统文化”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藉此来蒙骗世人，蒙混过关。然而，披着羊皮的狼，徒劳的表演，改变不了中共破坏中华文化、进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永久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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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以前，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：中华民国。至少从1945至1949年，情形如此。1949年，中共自立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。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（中共宣传如是），那么，毫无疑问，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，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。
在此之前，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，自立“国中之国” ---- 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”，成为“两国论”和“一边一国论”的始作俑者。如今，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“台独”，实际上另有目的：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，淡化自身恶劣的人权记录，中共以反“台独”为名，煽动民族主义（假装的“爱国主义”），以期转移国内外视线。
为此，中共堆积大量导弹、军机、军舰，作势恐吓台湾人民。中共不惜耗费国脂民膏、穷兵黩武的劣行，威胁和损害的，不仅是台湾人民，也是中国大陆人民。近年，中共制定《反分裂法》，而不敢称其为《反独立法》或《国家统一法》，反而暴露，中共名义上“反对‘台湾独立’”，实际上是破坏两岸现状（两岸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，中共曾经指责台方“改变两岸现状”）。 穷兵杜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《反分裂法》，实际上指向中共自己。依此“法律”，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，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 ---- 中国共产党。
从西藏问题，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端倪。西藏与中国，有三百多年的共同历史。历史上，从来没有一个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喇嘛出走境外，并在第三国长时间客居。只有到了中共统治时代，才出现了这样的“奇迹”：西藏最高宗教领袖长期流亡国外。中共玷污西藏宗教、毁灭西藏文化、破坏西藏环境，才造成藏人与汉人之间的深重裂痕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中共，也是西藏问题的“麻烦制造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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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台湾政坛，有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，分别代表统派和独派，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民意。倾向与大陆统一的泛蓝，并不主张“急统”，而留待两岸都实现民主和均富时。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立场具有代表性：“六四”不平反，统一不能谈。
倾向独立的泛绿，也没有把话说死。而称：不排除未来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选项，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，台湾就不可能与大陆统一。换言之，台湾独派的立场，是对中共独裁、打压、威胁的本能反应。
事实上，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，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，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，那么，两岸的统一，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；1989年，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，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，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，顺应民心，实现民主，两岸的统一，在那之后，也很容易达成。
有目共睹的是，正是在1989年，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“六四”屠城后，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。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，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半数席次，而且两度赢得了政权。台湾民意的走向，清晰可见。
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，都可以反证：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。道理很简单，拒绝民主，就是拒绝统一。中共顽固阻挡大陆民主化，阻挡得越久，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小。
2006年初，台湾国民党中央刊登广告，声明：“台湾未来有很多可能的选项，不论是统一、独立或维持现状，都必须由人民决定。”这一声明，标志着国民党立场的重大转向。表明，两岸统一的条件正加速丧失。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，毫无疑问，坚持独裁、拒绝民主的中国共产党，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和直接肇因。论及历史责任，中共无以推卸。
说到底，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（共产党宣传如是），可以说，1949年，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，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，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一的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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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民族，都怀抱一个“强国梦”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。中国要强大，中国要崛起，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心声。然而，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，却面临丛丛险阻。那么，究竟谁是“中国崛起”的障碍呢？
有人说，是美国，因为美国“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”；有人说，是日本，因为“中国崛起”危及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；有人说，是欧洲，因为“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”。显然，这些论调，都来自中共的宣传。把内部的问题推到外部。且不说上述逻辑何其过时和牵强，即便按照中共本身宣扬的“唯物主义”哲学，也自相矛盾：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，内因才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，外因总是次要的。
对比日本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。二战前，日本军国主义急于扩张，对日本国民灌输狂热的民族主义，同时对周边国家宣扬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推销“亚洲价值观”，以此抗衡美国和西方，最终挑起世界大战，给人类带来浩劫。如今，中共为转移国内矛盾焦点，动辄煽动极端民族主义，刺激国民，“枪口一致朝外”。部份国人仇视台湾、仇视美国、仇视西方的情绪，每每达到失控的程度。
战后日本，制定和平宪法，放弃拥有军队，军工转民用，将全部国家资源投入经济和教育。对内实行民主，对外与美亲善。日本因而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。无数代日本人的“强国梦”，未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，反而经由和平途径达成，真正实现了“和平崛起”。
反观今日中国，与战后日本相比，处处相反。首先是穷兵黩武，每年军费开销，以两位数狂涨，往往达到中国经济增速的两倍以上，无数宝贵的财力、物力、人力资源就此糟蹋。对外，中共坚持“反美路线”，与世界唯一超强处于长期敌视和对峙状态。中共甚至大举与流氓国家勾结，举凡北朝鲜、缅甸、古巴、伊朗、叙利亚、苏丹、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政权，都成了中共的亲密盟邦。
这种本末倒置的“外交路线”，不仅使中国大量失去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援助，而且在中国本身自顾不暇的同时，还将大量资源，耗费于那些朝不保夕的流氓国家，由此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，也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。
更不用说，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，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，导致中国经济崩溃，严重削弱了中国国力；1979年以后，中共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，拒绝政治体制改革，仅仅在经济体制上修修补补。所谓“改革开放”，已经搞了近三十年，中国仍然落在“发展中国家”行列。凡此种种，可以断定：中国共产党，是“中国崛起”的最大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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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历史和现实，中共坏事做绝、天良丧尽。许多人不禁疑问：这样一个劣迹斑斑、血债累累的政权，何以能够维持至今？
首先看中共方面。中共起家和维持，主要依靠两件“法宝”---- 枪杆子和笔杆子。前者就是军队、警察、监狱，就是暴力；后者就是宣传、舆论、媒体，就是谎言。依靠暴力，中共不断杀人，恐怖气氛弥漫整个社会，老百姓噤若寒蝉；依靠谎言，中共抹煞历史、扭曲现实、封锁信息，社会真假难分，百姓是非莫辨。鉴于这种“两手抓，两手硬”的凶残和狡诈策略十分奏效，中共政权得以维系。
再看知识分子。作为社会精英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未能起到唤醒社会的作用。上世纪上半叶，知识分子陷于迷失，普遍左倾，纷纷投奔“苏区”、“解放区”，无形间助长了中共的“崛起”；上世纪下半叶，知识分子惨遭中共整肃，少数人尚能保存骨气、坚守气节，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，卖身投靠中共政权，竟至于助纣为虐；1989年以后，在物欲横流、纸醉金迷的现实诱惑下，知识分子大部沉沦，放弃批评，抛弃理想，甚至与中共权贵同流合污，甚至为中共独裁充当辩护士。
除了少数始终保存骨气、坚守气节的知识分子之外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划下了从迷失、变节、到同流合污的堕落轨迹。这条轨迹，也恰恰写照了中共政权得以一再加固的路线图。至于那些对共产党不断报以幻想的天真知识分子，无意间，也帮了中共的大忙。
再看普通大众。中国民众经历了 “极权主义三阶段”（美国社会学家欧文.豪的描述）：其一，乌托邦，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，诱发了狂热；其二，狂热导致的大规模恐怖和人间地狱；其三，狂热与恐怖耗尽，人们变得玩世不恭，“看透一切”，政治冷感。也正是在普通大众的恐惧、愚昧、冷漠中，中共统治得以维持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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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落后，根源何在？中共官方教材将其归结为“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欺凌”。固然，在十九世纪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害，给中国人民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。然而，这一外部影响，不可能成为中国落后的决定因素。因为，其他亚洲国家，同期也有类似遭遇，比如日本。
十九世纪末，日本开展“明治维新”，由于皇权的开明和支持，变法（即“政改”）成功，日本实现君主立宪，建立国会，实行选举，结束闭关锁国，跨入现代国家行列。同一时期，中国开展“戊戌变法”，却由于皇权中的保守派（慈禧太后等人）的干预和压制，变法（即“政改”）失败，中国继续沦陷于封建专制泥潭，仅保持经济改革（即“洋务运动”）。
有人说，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中日对比，又是一个反证。满清经“洋务运动”，国力大增，所建海军（北洋水师），位居亚洲第一、世界第四。然而，在随后进行的“甲午海战”中，中国海军同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决战，竟致全军覆没。船坚炮利（硬件）何益？只要制度与人心（软件）未改，表面上的富强，不过是贫弱的面具。
中国人民渴望繁荣和富强，但历史的警讯却一再告诫国人：繁荣和富强，未必救中国。繁荣和富强，是救国的必要条件，却绝非充分条件。毕竟，历史上，从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到“康干之治”，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不止一次，但终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监督与制衡机制，没有先进的制度和焕发的人心，一时的繁荣和富强，都化作过眼云烟。
显然，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，不在于外部，而在于内部。在于陈旧的制度，在于政府的昏庸和官场的腐败。二十世纪下半叶，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，根源更在内部：中共厉行独裁，煽动政治狂热，制造红色恐怖，荒废建设，破坏生产，使中国之落后，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。
如今的中共，继续重复晚清的老路：高唱“经济改革”，拒绝“政治改革”。尽管也制造了表面上的“繁荣”，但是，制度糜烂，官场腐败，人心堕落，道德沦丧，与晚清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就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精神等综合指标而言，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，依然如“龟兔赛跑”，继续落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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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，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，频频制造内乱的中国共产党，竟然提出“一分抗日，二分应付，七分发展。”（毛泽东语）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，却提出“地不分东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一致抗日。”（蒋介石语）。果然，国民党说到做到，全面抗日。在平原，在山区，在黄河流域，在长江流域，在中心城市，甚至在缅甸战场，国军浴血奋战，付出巨大牺牲。两百多名国军高级将领和近两百万国军士兵，战死疆场。
与此同时，中共消极抗日，实际假借“抗日”之名，自我壮大。就在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之际，中共游刃其间，从中渔利。中共不仅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消耗和重创国军，而且与日寇、汪伪、满伪政权暗相勾结，互通情报，彼此协调，共同对付和瓦解国军。（毛泽东令潘汉年、杨帆等充当联日联伪特使。）
抗日期间，国军参与大小战役数百次，中共军队可以提起的，仅有“平型关之战”（林彪指挥，与国军合作）和“百团大战”（彭德怀指挥）两役。然而，就是这两次中小战役，也都遭到中共头目毛泽东的反对和痛斥，说是“无端暴露了我方兵力，把日军引了过来”。五、六十年代，彭德怀惨遭迫害，曾悲愤道：难道连打日本鬼子都是罪？
中共凭籍日本侵华而壮大，从三万人发展到两百万人。国军却因抗日而牺牲，从八百万人，消耗到四百万人。日本战败撤离中国后，国军肩负守卫漫长国防线、众多港口、桥梁、中心城市等巨大职责，兵力极其分散。中共军队却高度集中，依靠“战术上以多打少”的策略，中共“集中优势兵力”，接连重创国军，最终颠覆国民政府，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空前残暴的独裁政权。
1972年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中，毛泽东当面回拒日方为侵华而道歉，反而称谢道：没有你们的到来（入侵），就没有我们（中共执政）的今天。在这里，毛泽东道出了实情，也不打自招地，暴露了其汉奸嘴脸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“南岳忠烈祠”，纪念截至1943年阵亡的140万国军将士。但是，这座象征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“忠烈祠”，却先后遭到日寇 （1944年）和中共（文革）的恶意毁坏。直到1992年，才重造了一个赝品，用以替代。由此可见，侵华日军和中共集团，所作所为，如出一辙。
中共颠倒历史，谎编教科书，无耻自称“领导了抗日”。然而，默写的谎言，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。毫无疑问，领导抗日战争的，是中国国民党；破坏和利用这场卫国战争的，是中国共产党。正邪自清，忠奸分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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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“卖国贼”，首先有一个“卖”字，手上有货，才能言卖。卖国者，手上需有“国”。显然，卖国贼的角色，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，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，才有可能“胜任”。当权者卖国，形式五花八门，从低级到高级，应有尽有。
有人以官商勾结，低价变卖国营企业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，是为卖国；有人为了谋取回扣，向外商廉价批发国家土地，是为卖国；有人与奸商合谋，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，从中牟取暴利，是为卖国；有人为了一己之私，拒绝民主改革，导致监督无效，腐败泛滥，贪官外逃，资金外逃，听任国家蒙受巨大损失，是为卖国。
半个多世纪前，日军侵华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，有人大搞武装割据，盘踞一方，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，甚至与日寇、汪伪、满伪集团暗相勾结，互通情报，彼此配合，遥相呼应，共同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，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。
近代，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，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，当今当权者却以一个接一个的“友好条约”，签字予以承认，划定为“永久边界”；日军侵华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，然而，事后，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，非但如此，还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；更有甚者，当权者打压“保钓”人士，使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“实际占有”和“有效控制”之下……
所有这些，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。结论不言而喻：中国共产党，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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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华，即反中华、反中华民族、反中国人民。说到“反华势力”，确切而言，就是损害中国、损害中华民族、损害中国人民的势力。历史上，沙俄曾侵吞中国大片国土，称得上“反华势力”；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，屠戮中国人民，称得上“反华势力”。这些，都是外贼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内贼、家贼。
俗话道：家贼难防。实际上，家贼还难于识别。因为，家贼善于伪装，当他们干着损害、侮辱、屠杀中国人民的坏事的时候，却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、喊着堂而皇之的口号。诸如“革命”、 “为人民服务”、“为人类解放”，等等。
历史上，中华民族曾遭遇无数外寇与内奸、无数外贼和家贼，即“反华势力”。如果比较压迫、损害、侮辱中国人的程度，尤其屠杀中国人的数量，没有任何一种势力，堪与中国共产党相比。
数千万人被饿死，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，总计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。这种旷古未有的惨剧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“杰作”。即便把历史上所有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，也不及共产党一家。换言之，中国共产党，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、欠下的累累血债，铁证如山地，成为最大的反华势力。
诡诈的是，凡是批评和反对中共的，都被中共污为“反华势力”。实际上，中共口中的“反华势力”，不过是“反共势力”。外部的反共势力，不利于中共，却有利于中国人民，实为“亲华势力”；内部的反共势力，反对中共独裁，捍卫民众权利，实为“爱国势力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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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海内外，多数中国人都自认或自称“爱国”。其中，却有真有假，鱼目混珠。有人盲目地反美反日反西方，动辄发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，自称“爱国”；有人在网上喋喋不休，对抗民主理念，谩骂文明世界，自称“爱国”；有人在中共领导人出访时，前往摇旗呐喊，鼓噪欢迎，自称“爱国”；就连中共本身，从不间断地迫害和残杀自己的同胞，也自称“爱国”……
在这些喊得震天响的“爱国”口号中，除了中共的“假冒”，也有普通民众的迷失。以中国领导人出访、有人前往欢迎为例。这类所谓“欢迎”，都经由中共驻外使领馆的精心组织。首先反映的，是中共当权者对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，需要营造这种欢迎场面，来为自己壮胆；其次，中共当局需要将这种欢迎场面传回国内，以装扮其政权的“合法性”，进一步欺骗国内民众。
在“欢迎”的行列里，除了任务在身的中共特务，确也有部份民众，出自盲目的“爱国热情”，欣然前往。他们误以为：这种场面，体现“中国崛起”，证明“中国强大”，表现中国人“有面子”。
然而，我们从未见过、也从未听说过：美国、欧洲、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出访，有其侨民前往欢迎，反而可能出现抗议。这里反映的，不仅是民主国家政府的信心，而且是民主国家人民的信心。前者无须通过什么“欢迎”场面，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；后者也无须通过这种“欢迎”形式，来证明自己民族的存在。
说到海外华人，从向往海外、到移居海外，有多少人，正是因为共产党祸国，才选择留居异国他乡。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，不论在海外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，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，或多或少，都有中共祸国的成分。
然而，今日，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因爱国心切，而误为“爱党”；因思乡心切，而误被“统战”；因顾及民族的面子和虚荣，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“第二祖国”，甚至不惜充当中共间谍，助纣为虐。难怪有人感叹：“国内人民反共，海外华人亲共。”难怪有人把这种“爱国者”称为“爱国贼”。
实际上，在海外，亲共与反共的华人，基本区别就在于：亲共者爱党，反共者爱国；亲共者为中共政权辩护，反共者为中国人民辩护；亲共者贪图虚荣和钱财，反共者追求真理和良知。
中共头目毛泽东的立场，或许可供那些亲共“爱国者”借鉴。在中共出版的《毛泽东书信集》中，记载早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，毛明确道：吾深恶爱国主义，而主张国际主义。难怪毛临终前，反复唠叨：要去见马克思。这句话，也成为其他中共干部的口头禅。可见，不管炎黄还是孔孟，都不是毛泽东和中共认同的祖宗，他们的祖宗是外国人。
主张“无产阶级没有祖国”的中国共产党，绝对不是“爱国者”，只可能是“卖国者”和“叛国者”，他们以大规模迫害、侮辱、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行径，证明了这一点。对比之下，那些忧国忧民、不畏暴政、追求民主、主张“人民做主”和“主权在民”的反共抗暴人士，才是真正的爱国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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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弄文字游戏，行使语言暴力，历来是中共统治的一大法宝。但凡有人批评、谴责、反对中共，就被中共斥为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。
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，每次运动，中共都打倒、迫害、饿死、监禁、屠杀一批人或者一大批人。“反右”，至少五十多万人被划成“右派”，受尽迫害；“大跃进”导致大饥荒，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；文革，一亿人遭到迫害，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；“六四”屠城，中共自己承认：仅在首都市中心，就至少屠杀了三百多人；迫害法轮功，中共又制造冤魂数千……
饥饿、打倒、迫害、监禁、屠杀，不管受难人数多少，都一律被中共称之为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。这不仅仅是睁眼说瞎话，也恰恰是中共统治的厚黑学：每一次运动，都孤立和针对一个群体，而牢牢拉住或吓住另一些群体，所谓“杀鸡儆猴”。而这种“杀鸡儆猴”的伎俩，是轮流施展的。一批杀完，又轮到另一批，每一批都被孤立地称为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。中共独裁统治由此得以维持和苟延。
然而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共本身：中共党员七千万，占中国人口不过百分之五；中共军队（加武警）四百万，占中国人口不过千分之三。属于不折不扣的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！恰恰是这狡诈和歹毒的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，玩弄、愚弄、侮辱、迫害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！
事实上，中国共产党所师从和效法的俄国共产党，即列宁创立的“布尔什维克”，在俄语里，就是“少数派”或“少数人”的意思。这等于，从一开始，共产党就承认，他们自己本身，就是“少数人”和“一小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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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上流行“中国威胁论”，直接来由是：中共当局穷兵黩武。中国经济总量仅排名世界第四至第七，按人口均摊，仍排名世界近百位处，属于贫穷国家。中国军费开销，却排名世界第三（或第二）、亚洲第一。
庞大的军费，如果用在教育或“扶贫”上，中国人民将享有多大实惠！然而，这却不能由中国人民说了算。在军事上，中共想花多少，就花多少。中共之所以能够如此，还是因为，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，小圈子决策，领导人意志不受监督与制衡，可以我行我素。
反观台湾，因为是民主社会，台湾政府采购军备，受到层层掣肘，比如，153亿美元的军购案，拖了两年，仍卡在立法院，反对党只要杯葛下去，军购案就无法通过。于是，中共购买洋武器（主要是俄制武器），数量连年狂增；台湾购买武器量却连年下降。两岸军力失去平衡，朝中共一方倾斜。
“中国威胁论”，与其说是由美国、台湾、日本、或欧洲炒热的话题，不如说是由中共自己炒热的话题。中共扩军耀武，杀气腾腾，自然遭致周边世界的疑虑和不安。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，都纷纷将共产党中国列为最大潜在敌。
然而，在中文语法上，“中国威胁论”却有失严谨。准确名称，应该是“中共威胁论”。因为，中共扩军，首先针对中国人民。在2004年底发表的《国防白皮书》中，中共明言：“军队在确保国家安全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”，“军队在保卫国家安全时起着关键性作用。”中共口中的所谓“国家”，往往就是“政府”的代名词。“国家安全”，就是“政府安全”。
1989年，中共动用三分之一的正规军，包围首都，并展开屠城，血腥镇压了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。邓小平为此盛赞“军队通过了考试，是及格的。”此后，该政权对军队依赖日深，视之为“贴身保镖”，不断给官兵加薪进爵，竭尽拉近讨好之能事。对自身政权的不安全感，正是中共穷兵黩武的主要动力。为此，花多少钱，他们都舍得。搞了军队，还要搞武警，搞了武警，还要搞特警，搞了特警，还要搞特务，还要搞网特，以至于没完没了。
中共军头朱成虎声言：中共敢对美国使用核武器，为此，不惜让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沦为火海。这一扬言，彻底暴露：中共从来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，而宁愿把中国人民当作炮灰。
中共扩军，其次是针对台湾人民，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、以及中共当局的宣传，“台湾同胞”是“中华民族的一部份”，也就是“自己人”。中共用700枚导弹瞄准台湾，随时准备陷台湾人民于水火。这种针对“台湾同胞”的恐怖行为，广义而言，也是针对中国人民。
在主要瞄准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后，中共剩下的枪口，才针对外国。然而，穷兵黩武，是中共一党行为，不代表中国人民。如果有朝一日，中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，相关国策必然转向。一个民主、繁荣、强大的中国，不仅能与世界和睦相处，还将为世界的民主与和平发展作出等额贡献。总之，对人类而言，并没有什么“中国威胁”，只有“中共威胁”。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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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人以为，只有反对中共的人，才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摧残。事实上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共不仅迫害和摧残了无数普通中国人，也迫害和摧残了无数他们自己的同路人，即那些亲共和投共的人。
上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知识份子普遍左倾，其中，许多人抱着天真的幻想，投奔延安，投靠共产党。不久就发现，中共独断专行，内部等级森严。但当这些知识份子稍有微词，就遭到整肃。比如王实味，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中共官僚主义的《野百合花》，就遭枪杀。其他如丁玲等人，则在“延安整风”中，被整得“脱了形”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因朝鲜爆发战事，中共为了“稳住后方”，不惜食言失信，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、起义、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官兵，共计一百多万人惨遭屠杀。五十年代末，中共掀起“反右”运动，至少五十五万人被划成“右派”，横遭迫害。其实，这五十五万人，根本不是什么“右派”，都是左派，都是当年从国统区出走（甚至从海外归国），投奔共产党的人士。比如林昭、储安平、章伯钧、罗隆基，等等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毛泽东和共产党发动“文革”，掀起更大规模的迫害狂潮。不仅令数亿普通中国人遭殃、令数百万知识份子惨遭蹂躏，就连中共党内的众多干部，都遭到批斗、清洗、甚至凌虐致死，比如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陶铸，等等。那些早年亲共和投共的人士，则不忍凌辱，纷纷自尽，比如老舍（著名作家，投水自尽）、傅雷（著名翻译家，上吊自尽）、上官云珠（著名演员，跳楼自尽）、陈琏（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女儿，曾为中共充当内线，跳楼自尽），等等。
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，也因同情学生，触犯握有既得利益的中共特权阶层，而在党内遭到谩骂围攻、非法罢黜、乃至终生软禁，均含恨而死。
亲共和投共，下场如此！可惜，还有部份中国人、乃至部份海外华人，为中共宣传所惑，为中共统战所误，至今执迷不悟，继续亲共投共，与狼同行，甚至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阿谀中共政权，诋毁民主力量。其下场，可想而知：要么为中共所害，要么与中共同归于尽。定数难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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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日本教科书中有淡化或掩盖其二战中的侵略行径的痕迹，亚洲各国就同声谴责。可见，历史问题，高度敏感。中共也曾借题发挥，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方，声称“任何 人都不能忘记和篡改历史”。
然而，恰恰是中共自己，干尽篡改历史和制造遗忘之能事。这一行径，从中共建政甚至建党之日起，就已经开始。比如抗日战争，明明是国民党浴血抗战，共产党破坏抗 战，中共舆论却颠倒，说是“共产党领导了抗日”；又比如“六四”事件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共出动数十万军队，动用大批坦克和机关枪，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学生，中 共却反诬学生“暴乱”，并抵赖说“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”。
中共也曾附和亚洲人民说法，要求日本反省。但是，中共从不反省自己。日本的侵略罪行，毕竟属于历史上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，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。反观中国 ，举凡破坏抗日、反右、大跃进、大饥荒、文革、“六四”屠城、镇压法轮功，等等，都是共产党一党所为。不但有过去式，更有进行式。作恶者不仅没有下台，还高高在上；不 仅没有反省，还强词夺理；专制与迫害，不仅没有结束，还持续进行，企图“进行到底”。
中共不仅创下屠杀与迫害之最，也创下气量狭小之最，凡事走极端，不留半点余地。这一点，在中共编纂的教科书里，尤其暴露得淋漓尽致。面对敌手，一概抹煞。国民 党退守台湾后，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，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，都全然予以抹煞，甚至抹黑。连支援中国人民的盟国也都一概抹煞，比如，抹煞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 的决定性援助。
甚至对近代史和古代史，中共也任意裁剪、阉割，为我所用。换言之，中共执政才五十多年，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！最后，连他们的自己人，中共也 都随意栽赃、抹黑。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，谁就改写历史，销毁文件，篡改档案，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，写得一无是处。 是非混淆，黑白颠倒，张冠李戴，指鹿为马。不仅 愚弄了人民，就连当权者自己，把他们自己的“党史”，也写成了一笔糊涂帐。以至于，文革后，中共竟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，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。
独裁需要谎言，专制需要黑幕。纳粹德国的名言是：谎言重复一千遍，就成了真理。中共的名言则是：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。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由于谎言太多，痕迹 太重，当权者怕露马脚，处处设置禁区。今天不准研究这个，明天不准考证那个；这个是内参，那个是机密。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。于是，“六四”成了禁区，文革成了禁区 ，大饥荒成了禁区，大跃进成了禁区，反右成了禁区，抗日战争成了禁区……最后，整个共产党的历史，甚至于，整个中国现代史，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。于是，在当今中 国，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，已经无从下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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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在中国未经人民选举而强行执政的中共专制集团，是既得利益的垄断者。中共本身也以各种形式，公开承认自己是唯利是图、物欲横流的利益集团。在中共内 部，物质待遇极为敏感，实行分级待遇，等级森严，名目繁多。且不说现职官员，仅离退休官员，就有无数种级别的物质待遇。这些离退休官员，县级以下叫“退休”，市级以上 叫“离休”。
目前，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，每年公款开销，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；最高级离休官员有11人（即江泽民、李鹏、万里、乔石、朱镕基、李瑞环、宋平、刘华清、尉 健行、李岚清、薄一波），更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：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，平均每人近1亿元！
中共高官顽固抗拒政治改革的原因，也在于此。中共高官中，一旦有人站在人民一边，就被中共定义为“危害党的利益”，作为惩罚，立即被剥夺相应级别的特权待遇。 已故总书记赵紫阳，因同情学生，被定性为“分裂党”，立即被赶进一个小院子。前往参观者感叹：院子小而简陋，与普通老百姓无异。
江泽民等离休高干享受的特权待遇，包括各地行宫、专机、专列、高级轿车、专家医疗组等。江泽民离休后，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宫包括：北京钓鱼台国宾馆，玉泉山中央 军委招待所5号楼，上海西郊宾馆，上海大公馆，苏州太湖，等等。江泽民所用专列，沿线都有武装保护，所有快慢旅客列车，都要停站让行。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，也 必须停下，让其专列超越而过。
次一级的高干，也耗费大量公款。如已经死亡的汪道涵，在其死亡前几年，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，医疗开支500多万元，当局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 包括全套医疗设施的“汪办”。其他即便是省部级离休干部，平均每人每年开支也都高达500万元。
农村贫困，儿童失学，矿难频发，下岗工人生计维艰，民工工资惨遭拖欠，至少两亿多中国人民还挣扎在温饱不济的贫困线上……所有这些，都丝毫没有打动中共高官的 恻隐之心，他们热衷分赃，穷奢极欲，挥霍无度，一掷千金，过着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糜烂生活。口口声声的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。在他们内心深处，奉行 的，正是历史上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：“在我死后，哪管它洪水滔天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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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，因此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市场，这一点，不因任何人或任何政党执政而改变。但是，中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，创造的经济产值却仅名列世 界第四至第七。人均产值更低，至今排名在世界百位处。“大市场”效益不彰，在于中共治国无方，祸国无穷。
中共当局以“大市场”为诱饵，吸进大量外资；并以“大市场”为招牌，浮夸自己的经济实力；又以“大市场”为幌子，用虚幻的经济前景迷惑和麻痹中国民众。如今， 这个“大市场”的两大优势，都正加速消失：人口老化，劳动力短缺；民间抗争加剧，社会失稳。实际上，在这个“大市场”的背后，是人治、贪污、腐败、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 、黑白合流。
比如股市，本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晴雨表。但在中国，因官商合谋、违规操作、黑幕交易，不时假意哄抬股价、肆意欺诈，更故意将濒临倒闭的企业强推上市，大量发 行垃圾股，套牢无数老百姓。中国股市因此长期陷入熊市，疲软不振，与所谓“高速增长”的中国经济极不相称。
世界上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，像中国股市那样，与其宏观经济表象如此脱节。这不是股市，而是赌场。国内经济学家甚至铁口直断：连赌场都不如！因为，即便是赌 场，还有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。而中国股市，连起码的规则都没有。
实际上，中国股市，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形象缩影。如果说是市场，那是短期行为的市场；如果说是天堂，那是投机者的天堂，所谓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及时行乐、转瞬 即逝。与其说是“大市场”，不如说是“大赌场”。官员从荣极一时到锒铛入狱，商人从富甲一方到倾家荡产，如此这般的“折子戏”，在这个“大赌场”里连番上演，无休无止 。连广大观众，都已经看得眼花缭乱，见怪不怪，拍案而不惊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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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，全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政治运动之一，就像他从前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一样，“文革”，也以整人斗人杀人为特征，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 度。嗜血成性的毛泽东，早就狂言：“共产党的哲学，就是斗争哲学。”“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”
“文革”，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毛泽东发动“大跃进”，导致中国经济崩溃，到六十年代初，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。天怒人怨， 不满情绪不仅弥漫于民间，也蔓延于党内。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陷于空前孤立。眼看“皇位”不保，私欲和权欲极度膨胀的毛泽东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犯罪“进行到底”。不仅 毫不反省“大跃进”导致的大灾难，反而发动破坏程度更为猛烈和深重的“文革”。
毛泽东煽动年轻无知的中学生或大学生起来“造反”，打倒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党内政敌，甚至将刘少奇等人从肉体上消灭。党内权力斗争残酷如此，国家和民族本 身，也连带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。
“文革”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，与世界差距空前拉大；“文革”拖垮了中国教育，高等教育完全废止；“文革”扫荡了中国文物古迹，包括黄帝陵和孔庙等祖宗之庙， 都遭损毁；“文革”毁灭了中国文化，传统的儒家文明和孔孟之道遭到肆意凌辱和践踏； “文革”破坏了中国环境，在“大跃进”重创的基础上，中国生态环境更趋恶化；“文 革”摧残和屠杀了大量生命，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中国民众，死于非命，部分地区甚至上演“人吃人”的惨剧；“文革”冲垮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，同志出卖和亲情决绝，使人 性泯灭而兽性泛滥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登峰造极，而空前绝后，对国家和民众遗害至今。
毫无疑问，“文革”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天大罪行，铁证如山，罪不容赦。中共自知罪孽深重，至今将“文革”列为历史禁区，不准研究，不准评论， 不准追溯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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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头目毛泽东，一直被中共颂为“伟大”，吹捧其为“大救星”、“红太阳”。在毛自己填写的一首词里，也曾露骨地暗示：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、乃至于成吉思汗， 都不在他眼中。
然而，毛泽东的所作所为，至暴至恶，至凶至残。在这方面，毛的确称得上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作为统治者，不顾国计民生、公然破坏经济的，古往今来，恐怕只 有毛泽东一人。毛声言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在其当政的二十六年里，中国经济崩溃，民不聊生，饿殍遍野，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。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任 何时期，或者在世界上任何国家，都绝无仅有。
毛泽东公开蔑视教育，咒骂知识分子为“臭老九”，将大多数知识分子，或下放，或打倒，或折磨致死。毛声言“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。”在其一手发动的“文革” 时期，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，中小学教育也几乎完全荒废。
国际上，有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、斯大林，并称为二十世纪的“三大屠夫”。但毛泽东的杀人纪录，令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大为逊色。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，斯大林 屠杀了一千二百万俄国人，而毛泽东屠杀的中国人，至少高达三千万。连同饿死者，就有六千至八千万中国人因毛的统治非正常死亡。这一切，都如毛自诩：“ 史无前例”。
即便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，毛泽东也创下杀人之最。嗜血成性的毛泽东，不仅罔顾普通人命，动辄大开杀戒。即便对与其“出生入死”的“战友”和“同志”，也毫不 手软。刘少奇、彭德怀、贺龙、陶铸等人，都惨死于毛的直接迫害。其他如周恩来、朱德、林彪等人，也都受尽毛的打压和恐吓。
毛泽东仇视中国，曾在其书信中流露“深恶爱国主义”。在日寇入侵、国难当头之际，毛抵制抗日，暗中与日伪勾结，公然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；毛泽东仇视 中国文化，以十年“文革”，竭尽对中国文化、文物、古迹的全面毁灭。并发誓要“七、八年就来一次”；毛泽东仇视中国民众，不仅大量予以屠杀，还狂言要打核大战，不惜让 “中国人死掉一半”；毛泽东崇洋媚外，终身以德俄两国的“马恩列斯”为师，临死前还念念不忘“要去见马克思”。这句话，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口头禅。
毛泽东生活腐败，荒淫无道。从杨开慧到贺子珍到江青，都是一段婚姻未了，又重叠开始另一段婚姻，毛为此屡犯重婚罪。除此之外，毛泽东淫人妻女，糟踏秘书，染指 护士，玩弄演员，难以数计。有名有姓者，就有张玉凤、孟锦云、谢静宜等人；无名无姓者更是不计其数。而诸如冯风鸣、上官云珠、孙维世等人，因不甘被毛泽东淫辱，或愤而 出走，或含恨自尽，或遭毛杀害灭口。当今中共官员，热衷和流行“包二奶”，大抵从毛泽东效法而来。
毛泽东之暴恶，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。商纣王、周幽王、楚厉王、秦始皇、隋炀帝，等等，都不在其话下。自称“不信鬼神”的毛泽东，晚年极度怕死。据其身边多人回 忆，毛临死前最后一年，终日啼哭，以泪洗面。每一念及死神将至，就如临地狱，神情极为恐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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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醒的人们眼中，毛泽东罪恶累累。即便中共本身，虽为毛的罪行百般掩饰，却也发文定论：毛泽东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”。每逢毛的诞辰或死亡忌日，连中共官方，都极尽淡化，低调处理，年甚一年。
然而，在中国社会上，甚至在世界上局部地区，所谓“毛泽东热”，却不时沉渣泛起，令许多人迷惑。有人打着毛像游行，有人热炒毛语录，有人兜售毛像章。有的出租司机，甚至将毛像悬于车内，祈求“趋吉避凶”。匪夷所思的种种怪事，不一而足。
前苏联曾经历斯大林主政下的恐怖时代，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苏共就彻底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。俄罗斯等国实现民主化之后，斯大林的名字，更是被大多数民众弃若蔽履。毛泽东之凶残，更甚斯大林。但中共为求自保，维持一党专政，明知毛罪孽深重，却并未对毛彻底否定。甚至于，至今还将毛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。况且，当今中共的独裁统治，不过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延续。在中共无所不至的“舆论导向”下，中国民众为此继续蒙受愚弄。中共继续保毛崇毛，等于为 “毛泽东热”保留了随时可能死灰复燃的土壤。
当今中国，腐败横行，贫富悬殊。部份中国民众以为，毛泽东时代，“虽赤贫，却平均。” 在“不患寡，而患不均”的传统思想下，这部份民众不免“怀念”毛时代。但这种“怀念”，却是建立在对毛时代彻头彻尾的误会之上，依然是愚昧的产物。因为，早在毛泽东时代，共产党的特权和腐败就已经暴露无遗：中共干部，在工资待遇、票证供应、居住出行，等等方面，都享受巨大特权。连土地、耕牛、房产都悉数被“充公”的老百姓，几乎一无所有。毛泽东本人，生活腐朽而糜烂，早已人尽皆知。为求爬升，上行下效，社会上“拉关系、走后门”成风。
至于国际上部份地区，如在秘鲁或尼泊尔等偏远地带，至今还有所谓“毛派”游击队活动；甚至在台湾和香港等地，时不时还有人煽起所谓“毛泽东热”。实际上，只要我们联想到德国的“新纳粹运动”、日本极右翼的“军国主义复活思潮”、俄罗斯零星民众高举该国屠夫斯大林的画像游行，等等现象，就不难理解，毛泽东阴魂不散，有人盲目崇拜，有人认贼作父，有人借尸还魂，不过是历史的尾声，现实的假象。这种假象，丝毫不影响毛泽东的历史定位：一个残民以惩和十恶不赦的暴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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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发布的最新报告：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，中国就占了七个，而且，中国的太原市，还“拔得头筹”，“荣登”榜首。世卫组织通过对中国三百个城市的测试，得出结论：70%的中国城市不宜居住。世界银行的研究则表明，70%的中国河湖遭受重度污染，每年至少有30万中国人直接死于环境灾难。
中国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也承认：20%的中国人口居住在“严重污染”地区。该局统计，因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，每年耗费国家2000亿美元，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(GDP)的10%。鉴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速度刚好也是10%，一正一负，正好抵消。换言之，加入环境恶化的因素，中国经济增长实际等于零。
当今中共官场的风气是：为了保住头上的“乌纱帽”并“加官进爵”，各级官员只顾追求产值，罔顾环境保护。所谓“产值”，就是“政绩”。环境恶化，却无人追究。至于中共高层，不仅无心和无能治理环境，还不准独立的民间人士或团体，研究和监督环境问题。甚至动辄将这些人士和团体，投入监狱。中共往往对环保人士强加“非法获取国家机密”的罪名。将日趋恶化的环境危机，也视为“国家机密”，足见中共的可笑与心虚。
中国污染，成为世界之最，邓小平是始作俑者，他留给中南海的遗训是，“先富起来再说”。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后遗症，按邓小平的口头禅，都“留给后人”。如果不是因为要举办奥运会，受制于国际压力，中共当局几乎完全不理会环境问题。可以预见，奥运会之后，中国环境灾难将倍加深重。
中国严重污染的空气，已经殃及邻国，甚至横跨太平洋，到达美国西岸。越来越多的国家，为此怨声载道。在这方面，连海外亲共人士都不敢出头说话。
显然，中国环境污染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“中国威胁”（应为“中共威胁”），另一种形式的“黄祸”。作为一个“最不负责任的政府”，中共当局的做法，不仅损害中国，贻害子孙，而且祸害全球。说到底，长期强行把持中国朝政而拒绝接受监督的中共，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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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，多年来，流行一个笑话，说的是：一个农民喝农药自杀，结果没死，因为农药是假的；送到医院打点滴，结果却死了，因为点滴是假的。
当今中国，号称“物质丰富”，却是遍地假冒伪劣、假货毒物。以“民以食为天”的食品而论，奸商为牟取暴利，掺假作伪，将大量假冒、乃至有毒食品推销上市。假酒，假茶，假盐，假醋，假酱油，假火腿；毒米，毒菜，毒油，毒粉丝，毒奶粉，毒馒头；相关的，还有假烟，假药，假肥料，毒筷子，毒针头，等等。假毒食品，轻则致伤致残，重则夺人性命。种种惨剧，几乎天天在中国上演。
不仅食品，其他商品也是如此，中国大市场，充斥着难以计数的假冒伪劣产品。在工程建设中，因官商勾结，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“豆腐渣工程”比比皆是。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，也是假货冒牌横行。连大学文凭，都大量造假作伪。只要肯出钱，纵使文盲或半文盲，也能买到“博士”文凭。
怎一个“假”字了得！有人说：在中国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骗子是真的。“假大空”，本身就是中共的发明和专利。俗话道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，既然中共可以伪造历史、粉饰现实、胡编乱造教科书，连在外交场合，都睁眼说瞎话，奸商们大量炮制假冒伪劣产品，又岂不是“上行下效”？
随着外贸激增，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也大量输出，制造了另类“中国威胁”（应为“中共威胁”）。美国海关查获的假货中，60%以上来自中国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们则惊呼：又见“黄祸”！
假货横行，毒货泛滥。与其说是商品之毒，不如说是人心之毒；与其说是人心之毒，不如说是制度之毒。经过中共半个多世纪有目的、有系统、有计划的摧毁与摧残，社会道德滑坡，官商天良丧尽。假冒伪劣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国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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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船接一船的偷渡者，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海岸，驶向美洲，驶向澳洲，驶向欧洲。于是，有了“金色冒险号”的故事，有了无数偷渡者闷死货柜车厢的故事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悲惨离奇的故事。更有明的偷渡，施展“隐身术”或“遁形术”：有人组团到了国外，即全团失踪。有人说，美国梦是房子加汽车；而中国梦，就是出国，就是出国后的自由。
中国人偷渡，既有经济原因，也有政治原因。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，前三十年所做的，都是对中国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人为破坏，把整个中国变成人间地狱。之后，才做贼心虚地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，表面上似乎也取得了若干“发展”（准确而言，是“弥补”，外加变相破坏），但政治上的独裁与高压，丝毫未变。老百姓依然被奴役。
越南民众曾大量偷渡海外，滞留香港等地，但随着越南启动经济改革（1986）、经济取得一定发展后，这一“国耻”现象就完全消失。反观中国，经济改革比越南早（1978年），经济增长比越南快，民众偷渡潮却有增无减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继续向全世界展现“中国特色”的“国耻”。
中国民众不惜代价、甚至甘冒生命危险的偷渡，释放出强烈的信息：只有逃出中国，才有“人过的日子”。国外生活，未必尽如人意。但中共的倒行逆施，早已造成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：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。”
如果大开国门、大放边界，人们将发现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逃亡，胜利大逃亡，或者失败大逃亡。目前，除了普通民众的偷渡，还有官员外逃，高干家属外逃，资本外逃，人才外逃。循“正常途径”出国的，大多有去无回。少数一些出国后还打算“回归”的，也得先弄上一张绿卡，“预备一条后路”，再“衣锦还乡”。
中共涂抹当今中国为“盛世”，然而，中国人偷渡成风，外逃成风，就是对这一“盛世论”的直接嘲弄和否定。不仅仅是一种“国耻”，更是一种崩溃，信心的崩溃，赶在这个国家崩溃之前的崩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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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以其手中掌握的大量宣传工具，大搞新闻封锁和“舆论导向”，隐瞒真相，粉饰太平。江泽民等人甚至动辄吹嘘当今为“盛世”，愚弄百姓，掩耳盗铃。
号称“盛世”，必须经得起纵向和横向的比较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曾经有过“文景之治”（汉朝）、“贞观之治”（唐朝）、“康干之治”（清朝），都被公认为盛世。其依据是：从纵向（看历史）而言，属于最好时期，政治清明，经济发达，社会安定，民众安居乐业。从横向（看世界）比较，那些时期，中国经济产值居世界第一，往往占世界总量一半以上；政治清明度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，由于那时，世界上都还没有出现民主国家，以中国君主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”的阔大胸怀，以及“谏议官”制度，就可以称得上当时的“开明之至”。
回观今日中国，政治独裁黑暗，官场腐败透顶，社会冲突频仍。而在同时期的地球上，民主国家已经多达三分之二。换言之，在世界范围内作横向比较，当今中国，远远脱离“盛世”的标准。再以其表面繁荣的经济而言：当今中国的经济产值，仅占世界总量的4%至6%。对此，不论以世界横向，还是以历史纵向来对照，当今中国，与所谓“盛世”，都根本沾不上边。
中共曾制造“大跃进”、大饥荒、“文革”等空前绝后的惨剧，如今，中共竟以这些历史最低点做参照，妄称当今为“盛世”。这就好比匪徒将人洗劫一空后，再随便丢给受害人几块钱，就声称受害人处于“最好时期”。两种情形，具有同样的荒谬。是自欺，更是欺人。
在今日中国，民众摆脱官方教条，纷纷追求各自的精神信仰。法轮功、天主教、家庭教会、地下教会，等等，纷纷兴起，如雨后春笋，势不可挡。这一现象，与历代王朝没落时期的景象，具有惊人的相似。百教兴，王朝末。从这个角度洞察中共，它实际上处于末世，风雨飘摇，穷途末路，日子屈指可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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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无疑问，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后期，当今中国，可称之为“后共”时期。对比晚清与后共，这两个相距百年的封建专制王朝，从本质到形式，都有惊人的相似。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，正因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惊人相似，被指“影射”，而遭到当局封杀。
经济上，十九世纪，闭关自守达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，受到当时来自境外海上贸易（全球通商）的冲击；而上世纪末，闭关锁国达三十年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也同样面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挑战。政治上，清廷面对国内外立宪或共和变革的压力；中共则受制于海内外民主改革的呼声。
晚清与后共，两者的众多口号、事件、与人物，甚至可以完全划上等号：晚清主导的“洋务运动”，等于后共实施的“改革开放”；晚清国策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等于后共立场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”；晚清主张“富国强兵”和“船坚炮利”，等于后共口号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和“军事现代化”；晚清所谓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等于后共所谓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。
晚清首创“十里洋场”上海，后共炮制“经济特区”深圳；晚清声称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后共吹嘘“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事业”；外交上，晚清有“外须和戎”，故签《马关条约》、《辛丑条约》，后共有“韬光养晦”，故签《中俄边界条约》、搁置钓鱼台和南沙群岛等争端。
失败的“八九民运”，等于流产的“戊戌变法”；主导“六四”镇压的太上皇邓小平，就是扼杀“戊戌变法”的“老佛爷”慈禧；被软禁的赵紫阳，恰是被软禁的光绪皇帝；忧心忡忡的后共高龄总理朱镕基，就是苦思极虑的晚清老宰相李鸿章；今日劣迹斑斑的中共“太子党”，正是当年骄奢淫逸的晚清“八旗子弟”；至于官场腐败，百年后与百年前，不仅酷似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关键的一点：满清是历史上公认的外来政权；严格地说，中共也是外来政权，一个由德国人和俄国人混血的怪胎。毛泽东与中共，批孔孟而崇马列，就是最好的见证。
惊人的相似，不仅见于体制内，也见于体制外。清廷腐败，但晚清多数留学生，仍对其效忠。大名鼎鼎的严复，是当时留洋海外、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，回国后，不仅没有为中国的彻底改造鼓与呼，反而与杨度等守旧势力同流合污，组成所谓“筹安会”，力主袁世凯称帝，谓之符合“中国国情”。中共祸国之时，也曾有负笈海外的“导弹之父”归国拥护，甚至伪证“亩产上万斤”为“科学”。时至今日，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学人，依然保持对共产党的迷信。有人“海归”后，甚至倾其所学，“贡献”于封锁互联网，与独裁者合谋，剥夺中国民众的知情权，助纣为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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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亿人民币！这就是2004年，在雅典奥运会上，中国每块金牌的代价。这些代价包括：运动员、教练员的高工资、高奖金，不断翻新的体育场馆，不断引进的体育设备，等等。在该届奥运会上，中国获得32块金牌，耗费224亿人民币。这一天文数字，相当于400万大学生一年所需的费用，如果投入教育，足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子弟！
沉重的金牌，在其背后，是沉重的腐败。每届奥运会之前或期间，大批中共官员以“考察”为名，出国逍遥，大肆挥霍公款，平均每人花费近20万元。由中共官员组成的所谓奥运“考察团”，很少时间看比赛，更从不为中国运动员充当“啦啦队”，大多数时间游山玩水，狂购洋货。游完奥运主办城市之后，还往往“顺道”转往其他国家游玩。一口气“考察”十几个国家，大多与体育赛事毫无关连。“国家体育总局”被“国家审计署”查出挪用奥运基金，只是该局高官腐败的冰山一角。
中共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，死拼奥运，不惜血本，总算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。为此一举两得：粉饰太平，浪得虚名；巧立名目，假公济私。对中共官员来说，这又是弄权自肥的天赐良机。比如，为办奥运，须兴建大量体育工程，他们可趁机大捞油水。又比如，当局置大量“海归”人员不用，计划派出至少十万名官员前往英国，从英文开始，全面“进修培训”，为此不惜耗资30亿人民币，让各级官员大“开洋荤”。
众所周知，占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，依然处于极度贫困。中共惘顾国计民生，血拼奥运，不过是效法当年的纳粹德国，用奥运会的光环，来掩盖其对内迫害、对外威胁的反动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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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大肆吹嘘“神舟”号系列飞船，不明真相者，以为“成就巨大”。实际上，“神舟”飞船，全面模仿俄国技术，所有着陆舱、轨道舱、回收舱，都是俄罗斯“联盟号”的翻版，毫无创新。宇航服和生命支持系统等，更是直接从俄国购得。包括总设计师和所有宇航员，全都在俄国受过训。所谓“现代化”，就是“俄国化”。
中共制造“六四”屠城以来，一直受到西方制裁，几乎无法从西方获得高精科技。于是，当“神舟”飞船上天以后，国际专家赫然发现，中国重复的，不过就是西方四十年前的技术。俄国飞船载人飞行已经超过一百多次，中国不过两次；俄美宇航员已经可以在太空连续飞行和工作六个月，中国宇航员连续飞行不超过五天。
中共罔顾国计民生，一掷千金，大张旗鼓张罗的，不过是一项巨大的政治工程。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，在美国一所三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，以毫无科研建树的浅薄资历，立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上海分院院长，兼任“神舟五号 ”工程副总指挥。可想而知，“神舟”飞船的政治背景。 “神舟”飞船上天以后，中共竟然宣传，该工程可以“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”，政治企图，不打自招。
“就是当掉裤子，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”（原中共外长陈毅语）；“不怕核大战，哪怕中国人死掉一半”（中共头目毛泽东语）；“不惜让西安以东的城市变成火海”（中共末将朱成虎语）……中共劳命伤财，空耗国脂民膏，眼中只有政权，而毫无人民。这，就是“神舟”飞船的全部“意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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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宣称自己搞的是“社会主义”，却从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，诸如公有制，社会福利至上，工农大众当家作主，等等。国营企业成为中共官员洗劫国有资源的“合法”招牌；社会福利，仅仅是属于各级官员、公务员、和部队官兵的垄断利益；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，没有地位，没有福利，陷入绝对贫困。如果说是“社会主义”，这是最坏的“社会主义”。
官商勾结，权钱交易，中共贪官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和祸乱之源。物欲横流，唯利是图，假货泛滥，一切向“钱”看，笑贫不笑娼，社会道德崩盘，这一切，都是在中共的刻意诱导和教唆之下。如果说是“资本主义”，这是最坏的“资本主义”。
政治上独裁，思想上专制，精神上奴役，肉体上消灭，中共迷信的，不过是暴力和屠杀。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，而且是最坏的封建主义。因为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上，有的是爱民如子的明君，和精忠报国的贤臣。却没有一个朝代，比得上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共，随时高举的枪杆子，随处可见的文字狱，铺天盖地的谎言，无孔不入的特务。恶法酷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最坏的社会主义，加最坏的资本主义，再加血淋淋的封建主义，这一总和，就是中共所谓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。一个不伦不类的名词。无非要招摇撞骗，掩耳盗铃，欺世盗名，挂羊头卖狗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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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中国，官场腐败，买官卖官；假货遍地，欺诈成性；官员既贪且淫，个个争包“二奶”；盗贼蜂起，警匪一家。许多人孜孜以求、碌碌而为的，惟有一个“钱”字，一个“性”字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有识者扼腕，外国人摇头。
有人以为，盗版、假货、纸醉金迷、声色犬马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，中国刚开始搞资本主义，似乎在所难免。其实不然。鉴于西方从来就有宗教信仰传统，即便在其资本主义早期阶段，普及的宗教情怀，也足以约束多数人的行为，不至于唯利是图，不择手段。今日西方，文明而多元，人们更不至于沉陷于钱色极端而不能自拔。
有人误会，中国人今天的种种陋习和歪风，都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。其实不然，中华传统文化中，自有其精华，如“仁义礼智信”；也有其糟粕，如专制独裁愚昧。如果说，今日中国社会，还有什么“传统文化”成分，只能是，有其糟粕，而无其精华。
病根与祸源，还是在中共。中共大搞“无神论”，砸烂神位祖牌，等于纵容人们犯罪，而无惧天谴。尤其是，中共导演“文革”闹剧，不仅大规模毁灭中华传统文化，而且教唆民众，互相揭发，彼此栽赃；互相羞辱，彼此残杀。剥夺了人最基本的自尊心和羞耻心。从此，整个社会，人性沦丧，而兽性泛滥。
另外，举凡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精神等领域，处处是中共设置的苛严禁区，民众没有更多选择，贫困者，固然累于艰难生计；小康或富裕者，则几乎只能将所有精力，都挥霍于“钱”、“性”二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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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，遭到中共无情镇压，残酷迫害。法轮功奋起抗暴，争人权，反迫害，竟被中共、乃至其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，指责为“搞政治”。
在民主国家，政治，只不过是平民生活的一部份，比如，选举与被选举，经常而频繁进行，人手一票，人人平等。行使权利，发表意见，就如衣食住行一样，极其平常。而在中共独裁下的中国，政治，成了中共及其各级官吏的专利品。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”一边是“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”（毛泽东自况），一边是防民之口有如防川。中共可以恣意妄为，民众只能逆来顺受。中共可以大开杀戒，民众只能任割任剐。
法轮功本来不搞政治，如今坚持信仰、反抗迫害、讲清真相，不过是行使天赋人权，也是正当防卫，与争权夺利、勾心斗角的“搞政治”，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况且，法轮功的传播，原本是拯救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天赐良机。经毛泽东“政治挂帅”的折腾，中国人惯于相互出卖、自相践踏、彼此残杀；经邓小平“经济至上”的扭曲，全民“一切向钱看”，唯利是图，物欲横流，谋取钱财，不择手段。人性与天良，几乎丧尽。
法轮功主张真善忍，正好抵消当今中国典型而普遍的社会恶习：假恶暴。假：中共舆论与宣传的假大空；到处盛行的假话、假相、假文凭；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。恶：中共迫害异己的凶恶；黑白两道勾结的霸恶；社会人心叵测的毒恶等等。暴：中共屠杀民众的残暴；官商勾结、强征强拆、欺压弱势群体的横暴；为富不仁与仇富心态下，贫富仇杀的野暴等等。
中共打压法轮功，等于继续毒化中国社会，加剧道德沦丧。非但如此，镇压法轮功，使罪恶累累的中共，又欠下中华民族一笔天大血债。孽债难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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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，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志；没有民主的国家，无异于野蛮之邦。然而，在中国，民主却成为一个艰难的话题。当温饱无着时，有人会说：“连饭都吃不上，谈什么民主？”当温饱之后，有人又会说：“都有饭吃了，还谈什么民主？”前后抵触，自相矛盾，令人啼笑皆非。实在不能自圆其说，有人就干脆说：“中国人‘不关心政治’。”
事实上，中国人几乎是最关心政治的一个民族。且不说在共产党制造的文革动乱中，“政治挂帅”，全民狂热，拉帮结派，几乎人人有份。那时，连保持中立和旁观都不可能，都会被打成“逍遥派”和“骑墙派”。即便在当今“经济至上”、“全民皆商”的年代，为数不少的国人，自觉或不自觉地，依然热衷于政治。
比如，中国富豪中，近半数为中共党员，那些不是党员的，大部份则都是“政协委员”；又比如，为了争取“先富起来”，许多人削尖脑袋，拉关系，走后门，谋求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，见风使舵，政治嗅觉极其灵敏；再比如，一些急功近利的普通人，也忙于解决“组织问题”（入党），因为，他们知道，这种政治捷径，是捞取利益和实惠的最佳手段；还比如，一些留学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，对中共噤若寒蝉，甚至亲共媚共，对中共头目迎来送往，无非是要在中共那里，讨个政治上的好处，进而讨个生意上的好处。凡此种种，如何称得上“不关心政治”？
惯于玩弄权术的中共，专门对准人性的弱点下手，将人们政治上的“表现”，处处与物质利益挂钩。政治上得势，物质待遇随之提高，乃至予取予夺；政治上失势，物质待遇随即降低，乃至被剥夺殆尽。中共赤裸裸地把玩和扭曲人性，引诱着整个民族的堕落。
民主，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，与物质或温饱没有直接关系，尤其没有主从关系。民主，是生而为人的天赋权利，更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。以“中国人‘不关心政治’”为藉口，堵塞民主之路，是对中华民族的亵渎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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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肆意炒作“强国论”，鼓吹“强国梦”，着实迷惑了不少国人。有人误以为，要强国，就必须稳定；要稳定，就必须专制。实际上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，无一例外地，都怀抱“强国梦”。但如何达到目的，却有正有邪。
欧美国家选择以民主与和平手段，实现“强国梦”，堪称迄今人类最完美的形态。相反的例子则有：二战前，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，煽动民众，发动对他国的侵略战争，去实现大和民族或日耳曼民族的“强国梦”；冷战中，苏联共产党惘顾国计民生，不计军备竞赛的高昂代价，盲目追求“强国梦”。
如今，中共厉行独裁，穷兵黩武，对内镇压，对外威胁，无非是步苏联、日本、和德国的后尘。有人庆祝中国“神舟”飞船上天，却不知，那不过是全盘模仿俄国的陈旧货色，对俄美等国而言，已经是四十年前的技术。
有人欣喜于世界粮食计划署终于结束了对中国长达26年的粮食援助，却不知，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。五千年中，只有轮到共产党统治的时代，才发生了国民经济崩溃、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的惨剧，竟至于需要长期依赖外援。有人欢呼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，却不知，中共将外援粮食的90%以上，都交给了流氓成性的朝鲜金正日政权。
说穿了，中共炒作“强国论”，鼓吹“强国梦”，无非是转移民众视线。不准民众关心国事，只准民众“向钱看”。其目的，不过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，抓牢该党自上而下的 既得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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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万人死亡，16万人重伤，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唐山大地震伤亡数字。且不问，在中共惯于撒谎的恶劣信誉下，这一数字是否缩水，只说灾难发生三年后，才公布受害人数，就堪称“世界记录”。
实际上，唐山大地震，创造了多项人类历史记录：死亡最多，损失最大，救援最不力，重建最迟缓。之所以如此，在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，不受监督，不负责任。中共 宣扬“政治挂帅”，忙于“阶级斗争”，长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。面对自然灾害，从未建立起码的预警机制；唐山地震前，部份专家曾经准确预报，一再向上陈情， 中共高层却置之不理；大灾难降临后，当局因毫无准备，仓促应对，错过了抢救人命的宝贵时机；与此同时，当局悍然拒绝国际援助，坐视更多民众白白送命；即便 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刻，利令智昏的中共当局，仍然强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……
是天灾，更是人祸，人祸叠人祸。在唐山大地震的前、中、后各个阶 段，中共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无视生命、怠慢生命、草菅人命的冷血本性。这个自称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政府，既没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态度，也没有“为人民服 务”的机制，更没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能力。对中共而言，保住权力，才是其压倒一切的最高利益，这一利益，与人民的利益截然对立。
岂止是唐山 大地震，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，发生无数灾难。而在每一场灾难里，人祸都大于天灾。比如，中共曾发动“大跃进”，导致国民经济崩溃，随后饿死数千万人，毛泽东为了遮掩，谎称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、“七分天灾，三分人祸”云云。连刘少奇都看不下去，当众揭露，是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。”刘因此被毛打倒并迫害致死。
数十年过去了，面对灾害，中共手法未变：依然掩盖真相，惘顾人命，坐视事态恶化。屡犯渎职罪的中共，不仅从未向民众认错、道歉，更无意下台，还随时往自己脸上贴金，“变坏事为好事”。举凡萨斯瘟疫、禽流感、艾滋村、以及层出不穷的矿难，等等，都依然是，人祸大于天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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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种种弊端，主要归结到制度。然而，有人不同意，认为：是人的问题，不是制度问题。理由是：制度也是人设计的；有什么样的国民，就有什么样的制度；有什么样的国民，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
没错，中国人当然有问题。上世纪初，当皇权既倒，共和初建时，中国民众对新生民选政府过度苛责，并视国会论争为“一派乱象”，以为一个声音或鸦雀无声，才显 得“井井有条”和“行礼如仪”。民众的保守心态和浅薄见识，成为专制复辟得逞的原因之一。这一“虚假民意”，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中共独裁政权。
也有人说，是文化问题。没错，中国文化当然有问题。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，追求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，对他人缺乏博爱，对社会缺乏责任。这种狭隘的心态，形成 自私自利的人生社会哲学：“不管闲事”，“莫问国事”，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”中共奸巧地利用和张扬这一点，轮流迫害中国民众中的“少数 人”，而毫无顾忌。中共深信，大多数人只会袖手旁观，甚或幸灾乐祸。
人有问题，文化有问题，但制度更有问题。西方民主制度，正是建立在对人 性弱点的防范上，而着重监督与制衡。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，不受监督，不负责任，放大乃至纵容人性的阴暗面，以至于官场腐败横行，民间道德沦丧，只见私利泛滥，不见公德昭彰。中华民族自有优点，如勤劳与厚韧；中国文化自有精华，如仁政与民本。但中共倒行逆施，令中国人性的光辉和文化的亮点，几乎丧失殆尽。
制度与人，相辅相成。好的制度，培育好人；坏的制度，滋生坏人。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，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，但改革制度，却可以立即着手。当一个彼此制衡、有效监督、公开选举的制度建立并巩固之后，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，都将获得有效改善的基础和捷径。就此而言，解决制度问题，最为紧迫。